那把小刀本来是用来割香肠的，2009年5月16日，33岁的小贩夏俊峰用它刺死城管中队长申凯和队员张旭东。2009年11月1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夏不服提起上诉，现在仍在等待二审开庭。三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了，这一起悲剧本来可以避免。(5月9日《南方都市报》)

　　据最新消息显示，夏俊峰二审被判维持死刑，这也意味着一把香肠刀，毁了三条命。夏俊峰是不是正当防卫，抑或是否防卫过当，属于过失致他人死亡，尚有待专业人士继续辨析，也有待司法部门深入讨论，但不争的事实是，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是摊贩与城管的血腥对垒，在这种对垒中，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无论是夏俊峰还是被刺身亡的申凯和张旭东，都是输家，而且输得很惨，输得一无所有。

　　表面看，这起悲剧有其独特的个性色彩，但放在虽不长却复杂的城管史中，这又是多么让人熟悉的血案场景？比如，该案与2006年北京无证摊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一案，极其相似：相同的原因，相同的情节，相同的结果，甚至连凶器都相同——都是香肠刀！不同的是，崔英杰最终被判死缓。再往前追溯，死于非命的并非仅有申凯、张旭东、李志强区区几名城管人员，冲冠一怒、挥刀相向的也绝非仅有夏俊锋、崔英杰等几名摊贩，可以说，难以尽数。当然，悲剧的情节不只是摊贩刺死城管队员，还包括城管队员打死摊贩，有的城管队员甚至还打死过建筑公司总经理——湖北省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因用手机现场录像城管执法情景，惨遭城管队员群殴致死。

　　悲剧一起又一起，令人错愕而黯然，原因究竟在哪？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城管和摊贩为何成了势不两立的双方？针对夏俊峰一案，在沈阳市沈河区当了24年人大代表的中科院教授冯有为感叹，“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品”，这是执法者权力无限度扩张，老百姓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的失衡下的恶果。诚哉斯言！夏俊峰是牺牲品，申凯与张旭东同样是牺牲品，他们的父母同样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酸楚与悲凉。

　　说是制度牺牲品，并非虚妄之谈。毋庸回避的是，当前，城管存在“一重一多”现象，一重，即承担的任务繁重，城管动不动就被推到一线，大大小小许多事情都交给城管；一大，即手中的权力多，城管到底有多少权力，又有多大自由裁量权？很难说得清，有人粗略统计，城管的执法覆盖13个领域：市容、环卫、城市规划等，拥有三百多项职权，有城管队员甚至自称，只要没人管的事儿民众就会找城管。一方面是任务重，另一方面权力大，这是城管气势汹汹、怒向摊贩的主要原因。

　　一个诡异的现象是，不少城管队员原本出身社会底层、基层，甚至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比如有的城管队员本来也是摊贩，但摇身一变为城管之后，不到多久便变得暴戾而傲慢起来，对昔日的摊贩吆五喝六、拳脚相加，这种“制度化生存”委实耐人寻味，这就说明城管队员并非天生邪恶，只不过在执法过程中日益脾气见长、充满戾气，由此便可追问，为何在一些时候，城管队员如此傲慢与暴戾，这恐怕不只是个人原因。

　　很显然，权力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必然伤及合法权利。权力越多，权力的触角越容易旁逸斜出，就越容易危害民众。因此可以说，当前诸多因城管执法引发的悲剧，往往是源于体制积弊，诚如学者所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问题，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城管要么暴力执法，要么不作为。在当前语境中，取消城管，或者让城管不作为，可能不太现实，惟一可行的路径就是约束城管权力，从制度上保证城管执法时“循规蹈矩”，保持克制。

　　犹记得，湖北天门城管打死魏文华事件发生后，坊间情绪激烈。有网民追问：孙志刚死了，用生命让我们反思了城市收容制度；魏文华死了，用鲜血让我们拷问着城管制度。诚然，城管制度无论何去何从，都必须进行大的手术。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维护城市环境，疏通城市秩序，确实离不了城管，另一方面摊贩要生存，要活路，如果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就难免选择极端手段。因此，必须找出城管与摊贩共存的最大公约数，确保两者共存。

　　其实，城管与摊贩绝不应该成为猫和老鼠，两者的关系也并非无解，据报道，就在该血案事发前半个月，风雨坛街的另一边，一个“小贩专区”开张营业，小贩们安心地做着买卖，城管与摊贩相安无事，这就说明只要愿意化解，城管和摊贩完全可以和谐共存。

　　作者：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