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起，一批新法新规正式生效实施，其中，“醉驾入刑”和“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最为引人关注。“醉驾入刑”全国各地都有“第一人”，但控烟似乎未见一张罚单。济南控烟暗访录像触目惊心，在医院里都有人吞云吐雾，卫生局长大呼不给力。

　　与治醉驾相比，控烟不给力，未出意料之外。可资参照的是，在国家“控烟令”生效前，广州的控烟条例已实施8个多月，就从未开过一张罚单。同月同日生，却遭遇冰火两重天，控烟为何如此尴尬？

　　“醉驾入刑”以刑法修正案形式在刑法层面定性、治理，而控烟只是卫生部的一个条例，不同的效力等级——按照一般原则，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条例规则，效力等级次于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决定了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不同效力等级不仅决定法律法规的层级次序，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执行力。控烟百般无奈，与刚性不足有莫大关系。

　　法律与条例之别，还体现在执行主体上。治醉驾执法主体非常明确，就是交警执法部门，责无旁贷；控烟主体却面目模糊，条例十分强调了公共场所管理者的责任。管理者固然有责任，但他们没有执法权，真正控烟最后还得靠行政部门。那么谁来担当这个责任？根据广州的实践，由卫生部门牵头，牵涉到卫生、工商、教育等15个部门。多龙治水，不仅有成本问题，更有效率问题。

　　操作层面，执法难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困境。治醉驾，难度也不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控烟即使投入相同的人力物力，也未必能达到治醉驾那样的效果，盖因控烟存在着取证难、监督难、开罚难等现象。由于公共场所十分分散和吸烟的特点，即使有人在违反控烟条例，有人及时举报，执法人员也雷厉风行，迅速赶到现场，恐怕也只能拾个烟头交差。

　　公众对吸烟的危害缺乏直观认识，难以形成旗帜鲜明的舆论氛围。醉驾肇事，酿成血淋淋的惨剧，对公众触动很大，醉驾成为过街老鼠，吸烟之害丝毫不亚于车祸——2000年由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近100万人，超过艾滋病、结核病、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但由于危害隐蔽，公众反感程度远不及醉驾。此外，文化层面上的清除也许比现实控制更难，吸烟除了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依赖之外，“烟文化”在中国已衍变为一种最简单、直接的交际手段，成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和其他许多明知有害而难以自拔的恶习一样，人类对烟草的依赖，已有数百年历史，深入到各个层面，生理、心理、文化、经济……可谓“病入膏肓”，治理殊为不易。法律刚性、执行体制、惩戒力度、公民教育、烟草经济等，控烟需要刮骨疗毒。公安铁腕治醉驾，匡正国人过去以为不可能动摇的思维定式，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劝酒、灌酒、醉酒等千年 “酒文化”，它给控烟以启示：在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执行力，敢抓狠抓就会有效果；常抓久抓，就会春风化雨。

　　禁烟行动，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先行者。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逐步推进，课以重罚，刚性执法。新加坡，在禁烟区吸烟罚款200新元，阻挠禁烟令执行就罚款1000新元或监禁6个月。只要持之以恒，控烟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