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近日，“高晓松醉驾”掀起了舆论高潮。5月9日晚，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连撞三辆车，致四人受伤。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昨日，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很快将依法被刑拘。(5月10日《北京晚报》)

　　司法公义和明星特权，在高晓松醉驾肇事这起事件中显然没有过度联想和讨论的必要。“依法刑拘”表明了警方的态度，而高晓松“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悔过也足以说明，他并不想在这次过错上逃避责任，倚仗公众人物的身份占特权的便宜。

　　而高晓松醉驾肇事之所以引起舆论轰动，绝不仅是因为其将可能成为“公众人物醉驾入刑第一人”，也不是因为这可能引起如两年前演员周杰醉驾肇事案的司法之争。人们关注的焦点恐怕在于：这名曾在药家鑫一案中义愤填膺，发出“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的道德名言，并倡议音乐界封杀药家鑫校友的公众人物，怎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角色反差？

　　从占据道德高地、发出正义高调的围观者，一夜间变成了醉驾肇事的被围观者，高晓松的角色转变或许正是该起事件引起轰动的沸点所在。从网络舆论的批判来看，不少人甚至将高晓松的这种言行反差视为“伪君子”。甚至有些公众人物也高调炮轰——“上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膨胀”。一场关于“正义”与“伪正义”的道德论战甚嚣尘上。

　　必须承认，从公众的心理出发，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道德的提倡者必然是道德的践行者。但如果社会道德的构建不能回归到人心，无疑将演变成一场道德场域的“造神运动”。高晓松从道德围观者到行为被围观者，这种角色转变之所以引发舆论汹涌，恐怕正在于人们心目中道德神像的倒塌。但人终究不是神，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尽善尽美的道德神像。高晓松的角色反差，或许正印证了这样的道理。

　　但显然，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是无法承受整个社会的道德重量的。高晓松不能，那些高调的慈善家和道德模范也不能。高晓松在药家鑫案中呐喊正义，但他却并不能代表正义，顶多只能算是无数对正义渴望的声音之一。而此次醉驾肇事，也不能说明他之前的行为就是“伪正义”——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人就必须成为道德神像。

　　当高晓松在公域高调呐喊正义时，他是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而当他酒驾肇事后，则是一个犯了过错的个体。在道德场域，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也许都会有这样的身份反差：面对不公消息，我们会义愤填膺；但当真正面对歹徒行凶、老者摔倒，不少人又变成了冷漠的围观者。围观高晓松醉驾撞人的时候，多少人批判他“伪正义”，可谁又能保证自己今天的正义声音，某一天不会成为“伪正义”呢？

　　隔岸观火和身临其境毕竟不一样，高晓松昨日的道德高调，并不与现在的酒驾肇事相冲突，从围观者到被围观者的角色反差，也并不能说明他是“伪善者”。相反，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应该反思某些神化道德与正义的行为，只有将道德的构建放到人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够真正正视自己的内心，而不会把社会道德的理想寄托在某些人、某些群体的身上。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自觉成为道德的践行者，才能避免今日的围观者成为明日的被围观者。自负的道德围观，显然改变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