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

　　近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冠名为“真维斯楼”一事引发坊间激烈争议。教育评论家熊丙奇在5月25日的《东方早报》上撰文认为，此举并不影响大学精神，反而有助于大学独立。

　　国家教委在1997年曾下发通知，要求“校(园)内各类教室、各类建筑物不得以捐资者名字命名”，“如遇特殊情况，高等学校需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的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如果清华大学未经审批就自行命名，的确是突破官方限制的一次“自治”实践。

　　然而，熊先生在文末也对捐赠程序提出了质疑。此次“真维斯事件”，无论适当与否，首先不符合“程序正义”。针对外来捐资，美国各大学都制订了详细的命名政策(Naming Policy)。学校的专门机构，如“命名委员会”或“发展建设处”，负责审核捐赠者提出的冠名申请。若经详细审查后可行，每一个案都必须报校董会讨论，最后由校董会或校长定夺是否批准。最终决策以适当形式向全校公布，不会像清华这样暗箱操作，而后制造既成事实，让师生们惊呼不已。

　　事发后，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表示，此举遵循国内外大学的通行做法，并引八年前“裕元楼”之例。因台湾裕元集团捐资，当年第六教学楼即以这家台企命名。笔者曾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就笔者所见，这两所大学的校内设施大多冠以个人捐助者的姓名。而使用组织名称也并不罕见，如香港科技大学的一项主体建筑就称为“赛马会大堂”。

　　可是，清华应当意识到，冠名所能吸收的资金毕竟有限。清华园楼盘众多，但像第四教学楼这类建筑依然屈指可数。一旦允许某企业冠名，就不可能再给予其他捐助者。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因而规定，冠名待遇应限于一定时期，过期可以再作他用。

　　由于清华校方未公布真维斯集团的捐助额，以及冠名的具体条款，我们很难判断清华是否“贱卖”了第四教学楼的名号。无论“贱卖”与否，此次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商家冠名的合理性，而在于是否所有企业都适于冠名。假如生产避孕套的杜蕾斯公司通过巨额捐资，要求清华大学开设“杜蕾斯图书馆”，恐怕熊丙奇先生也觉得不妥吧？

　　向大学捐助一般不附带非学术的价值取向，因此个人冠名较少引起争议，如国内高校常见的“逸夫楼”。企业冠名如果与对应的院系结合，并且不带明显的商业气味，往往也会得到师生和公众认可。如清华新闻学院所在的“宏盟楼”，就以总部设在纽约的宏盟广告传播集团命名。然而，“真维斯”不仅是企业名称，也是知名服装品牌。无论校方和企业作何解释，“真维斯楼”都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真维斯专卖店。这一冠名行为，实质是以百年清华的声誉，为一家跨国公司进行品牌宣传。

　　任何个人或企业捐资，应当响应大学倡导的学术至上的价值观，而非与其背离。女王大学规定，任何冠名如果隐含着该校对某商业产品的认可，就不能获得批准。该校也不接受有损其公共形象，或引起公众质疑的外部捐助。清华校方也许会辩称，既然香港科技大学可以使用“赛马会”这一冠名，为什么自己不能挂个“真维斯楼”的牌子？可要知道，前者虽是一家赌场，也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其利润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国内顶尖学府，清华为何不能从善如流，学学女王大学的风骨呢？

　　再则，从梁思成到陈省身，有一批杰出的清华师生比真维斯更值得成为校内建筑名称。高等教育机构对学术价值的张扬，应当优先于对商业价值的认可。眼下这点儿企业捐助自然是财源。可学术精神若在清华学子内心生根，以后他们成为大企业家，自然不忘回馈母校，那难道不是更大的财源？(作者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