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言平

　　日前，一则关于“全球基金”冻结上亿美元用于抗艾的对华援助资金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

　　“全球基金”的设立，无疑是人类健康的共同福祉。而“全球基金”组织冻结上亿美元对华援助，也就意味着我国如今已经暂时不能享受这一福祉，这未免让人觉得遗憾。但遗憾归遗憾，我们或许更应反思被冻结的“复杂原因”，审视我们的公益环境和慈善制度。

　　别说做事严谨认真的“全球基金”，就连国内民众，对于当前的公益环境和慈善制度也存在着不信任感：上海红十字会的“天价餐”事件，无疑刺痛了那些善良的心灵，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曹德旺“史上最苛刻捐款”这样的现象。慈善机构值得信赖和托付，这是社会公益体系形成的重要前提。

　　而要建立这种信任，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要避免民间公益被权力染指。无论是争取国际公益基金的支持，还是国内公益环境的形成，归根到底还是要从建立公平契约和社会信任开始。但必须正视的是，不羁的权力已经成为公平实现和信任重建最大的掣肘。把监管归于政府，将运营托付给NGO。这，恐怕是重建信任的有效形式。但问题关键在于权力能否从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主动让渡这种权力。

　　由此可见，“全球基金”冻结援华资金，这种遗憾的造成最重要的还是不信任造成的。如果这笔援助资金能够尊重国际捐赠者的意愿，用到维护人类健康的使命上去，其实无论用何种方式管理、哪个组织运营或许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值得信任和托付。但从目前中国的公益环境来看，权力对社会公益的干预甚至主导，无疑是破坏这种信任的根源。因而，要解冻“全球基金”，甚至解冻民众参与公益的热心，关键还是要依靠权力的主动让渡，建立可值得信任和托付的社会公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