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近日，新华网报道称，有中国“长城之父”之称的楚长城，因河南县一个仓促上马的风电项目，遭毁数公里。更令人遗憾的是，被开发工程的铲车和挖掘机破坏的这些文物古迹，已经再难恢复原貌。

　　一年前，河南省文物局通过考古学的方法，确定了分布于豫南25个县(区)的楚长城，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这部分“楚长城”名列其中。据报道，楚长城叶县段是考古单位重点调查并基本摸清了其分布线路的古长城遗址，与其他段位的遗址相比，叶县段的楚长城相对保存较为完好，形态易于辨认，当地人称为“土龙”，距今约2600年，具有不可再生的极大文物价值。

　　叶县段古长城被毁，暴露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田野文物”保护不力的现实。田野文物，相较于置身于居民区的文物古迹，一般存在于荒郊野外，人迹罕至，长年风吹日晒，风化严重。而从文物价值上看，很多“田野文物”往往起始于古老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就拿叶县段“土龙”而言，没有早期的“土龙”，又哪会有后期雄伟的万里长城？它们一脉相承，丝丝入扣，是人们揭开中华千年历史变迁真相的钥匙。

　　从文物保护制度体系上看，田野文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份问题”。按当前中国文物法规，只有有关部门认定的，才视为“文物”。这种“被动响应”的身份认定机制，不利于保护有可能绝灭于世的脆弱田野文物，这些田野文物，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考古论证后，其“身份”才姗姗来迟。

　　因此，建立一种应对田野文物的“预备性保护”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一旦发现，就自动获得一段长时间的文物保护期。这一保护，经之后的科学考古论证之后，就可以确认并固定下来。叶县段的楚长城，很多当地人并不知晓，风电项目开发者也几乎不清楚这些古迹的保护范围和古迹的价值，出现了“信息传送”不对称的局面，而这些就是始于“身份”确认机制的滞后。

　　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和财力保护历史文物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文物古迹脱不了消失的命运？

　　其中，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中“GDP中心主义”，就是一个深层次问题。曾有个城市，就是怕因申遗会限制城市开发影响“政绩”，就干脆放弃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之所以那些处于GDP数据弱势的文物古迹屡屡倒在GDP强势的铲车前，背后往往都有大项目大开发的影子。

　　还有一个问题是，民间资金和民间力量不能有效地进入田野文物保护中来，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拿叶县段楚长城来说，当地仅有三名民间志愿者能定期巡查数十公里长的“土龙”，这显然远远不够。由于田野文物很难通过“文物经营”模式，通过开发来增进保护，想进入这一保护领域的民间力量，多半是怀着公益心和有社会责任的组织或公民，地方政府应鼓励这些力量，并通过给予他们以“文物巡视志愿者”等这些的“身份”，使他们更有效加入到保护文物、监督文物保护的体系中。如是，楚长城一边获得认定，一边却遭受破坏的局面，断难于在成百上千双眼睛面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