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妍

　　全国人大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这是继1996年修改后的再次大修。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等透露出了刑讯逼供和监管漏洞。专家建议修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废除“如实供诉”条款，不强迫嫌犯自证其罪。(6月13日《新京报》)

　　就在一些司法公权机构还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上睡大觉之时，赵作海、“躲猫猫”等一系列涉及刑讯逼供的公共事件，让普通公民看到，在这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刑讯思维下，自己与赵作海、聂树斌们的命运其实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对沉默权的呼吁由此不再是司法领域自身的专业知识博弈，而是转而成为社会法治框架之下，每个公民对自身合法权利的一种基本诉求。众所周知，在“有罪推定”的审讯思路之下，犯罪嫌疑人往往在还没有确定为有罪之前，就被要求自证其罪，司法机关靠口供找线索，重口供而轻证据。正是在这种审讯方式之下，“刑讯逼供”这样的恶之花才让公权力离程序正义的轨道越来越远，公民权利也因此沦陷进难以救赎的深渊。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刑诉法拟修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废除“如实供诉”条款，不强迫嫌犯自证其罪，实际上也正是回归了那个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的初旨——沉默是一种权利，“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将会作为呈堂证供”。倘若公权力能够顺延这样的法治轨道处置司法案件，那么，公民的合法权利便不会如冤民赵作海般摇摇欲坠，更不会离正义渐行渐远。

　　在赵作海这类公诸天下的“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面前，公民对沉默权的争取大概没有什么异议。可在面对一些影响较为恶劣的公共事件之时，在“为了永恒的正义，可以承受暂时的不义”这类说辞之下，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保障，公众似乎有着更多的摇摆。究竟是“宁纵勿枉”还是“宁枉勿纵”？当这样的选择题遇上这些社会影响恶劣的公共事件时，人们也许更偏向“乱世用重典”，而非让犯罪嫌疑人“沉默是金”。那时，不仅嫌疑人的沉默权保障将备受责难，连犯罪嫌疑人雇请律师的权利也可能受到公众质疑。

　　一个眼见的现实却是，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米兰达警告”，能够忍受米兰达规则所带来的副作用，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首先需要钳制的，应该是公权力，其次才是危及社会的犯罪分子。公权力一旦脱缰，其对社会的危害远甚于个人犯罪。放过真凶，不过是让正义迟到；而动用公权机器滥杀、错杀无辜，则直接让正义变形乃至贬值。公权力之所以为“公”，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更在于他们理应对公平正义进行不懈追逐，倘若偏离航向、滥用权力维护所谓“永恒的正义”，就极可能将一些守法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推入罪恶的深渊。届时，即使它维护了一百次正义，也无法抵销一次不义带给人们的伤害。

　　司法所追求的，不仅是公正的实现，更需要以一种看得见的程序正义的方式来实现。且不说罪犯也理应有自己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没有最终定罪之前，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无法认定为案件真凶，那么，他们保持沉默的权利，就不应该受到非法侵害。倘若这样近在咫尺的司法秩序都不能够得到遵守，那么那些“永恒的正义”便注定只能成为正义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