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为何哈药总厂敢于持续地、明目张胆地排放有毒气体？为何从2005年起，五六年的时间，群众反映、投诉，当地媒体报道、披露，都奈何不了这个大型国有企业？

　　近日，一位国资委领导在敦促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时，提出企业要善待消费者、善待社会、善待员工、善待环境。

　　“善待环境”的提法让我们感到新鲜和温暖。这表明，我们开始承认那个任我们开发、索取、宰割、蹂躏的环境，也是一个生命体，也应该得到善待。

　　以前，“环境”这个词语是被忽视的，因为与利益的直接关联不大；而且它广漠博大、取之不尽、用之不尽⋯⋯

　　非常不幸，这种忽视已经太久，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比比皆是。

　　2010年7月，中国最大黄金生产企业、第二大矿产铜生产企业“紫金矿业”，向汀江排放万吨污水，造成被称为“客家母亲河”的汀江水质严重污染、数百万吨鱼类死亡。

　　事后，美国学者、亚洲研究会主任伊科诺明就这个恶性环保事件，称“在中国，紫金矿业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常态”。

　　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201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中国医药百强企业哈药总厂，被央视曝光“污染物硫化氢气体超标千倍”。

　　当媒体揭露出哈药每年用于广告的费用，是其环保支出的27倍时，人们对这个企业的质疑更加强烈。

　　最沉重的追问，不是哈药总厂支付给明星的叫卖费多么惊人，也不是其排放的有毒气体超标多少倍；而是---

　　为何哈药总厂敢于持续地、明目张胆地排放有毒气体？为何从2005年起，五六年的时间，群众反映、投诉，当地媒体报道、披露，都奈何不了这个大型国有企业？为何一位具有“省政协委员”头衔的教授，连续两年征集数十名政协委员签名、联名提案，也不能阻止哈药总厂肆无忌惮地排放有毒气体？

　　答案简单而令人沮丧：造成严重环境灾难的企业，多是大型国有企业，他们财大气粗，其管理者的级别动辄局级、部级，远远高于当地环保局长，以及环保局长的上级---县长、市长；同时，这些大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衣食父母。所以地方政府宁愿牺牲环境，来换取GDP、换取财政收入，而不敢得罪财神爷。

　　这种状态下，其结果是，环保部门的“公权”， 变成了这些大企业用几个小钱就能买到的“私权”。据2010年公布的《中国环境状况》显示，仅2009年一年就有171件“突发环境事故”。

　　近年来，“血铅儿童”的悲剧在各地频频上演，其对儿童的危害程度和范围，并不比“毒奶粉”小。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一个企业管理者，像三鹿乳业那样，接受法律的审判，承担刑事责任。倒霉的只是几个科级或副科级的环保局局长、副局长。

　　因为三聚氰胺奶粉是制假售假、是刑事犯罪，而血铅儿童的悲剧属于“环保事件”。只要贴上“环保事件”的标签，企业法人就能免责、免罪。在环保问题上，我们对企业太宽容了。

　　我们的宽容来自对企业家创造社会财富的感恩，但我们的包容却纵容了他们对人和自然的漠视和狂妄。

　　我们这个穷怕了的民族，对财富创造的执著和崇拜，已达到非理性的程度。

　　我们得到了财富，却失去了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乃至生存安全⋯⋯

　　江河里的汞，空气中的铅粒子，城市里的垃圾，海滩上的油迹，我们已经使环境退化，已经在大自然身上凿下难以治愈的创伤。

　　我们在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曾经强烈地谴责过企业的挥霍、侵吞，以及见利忘义的假冒伪劣、弄虚作假。然而，这一类社会责任缺失损害的只是我们当下的利益；说得重一点，也仅仅是对人的掠夺，但企业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是掠夺自然、掠夺我们的子孙后代⋯⋯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要将自然从人类的技术活动所造成的破坏状态中拯救出来，需要人们皈依一种广义的‘宗教’⋯⋯”这个广义的“宗教”，就是“万物有灵论”，以及以人为目的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