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对广州首宗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周某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1500元。由于醉驾者酒精含量相对偏低，其危险驾驶行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后果，且认罪态度较好，案发之前也无醉驾记录，故而法院对其酌情从轻判处缓刑。

　　从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至今，备受社会关注的“醉驾入刑”已施行近两个月。其间虽伴有不少争议，但从全国已经判决的案件来看，大多都被判实体刑，极少被判缓刑的。媒体公开报道的也仅是成都一摩托车醉驾者和云南昆明两醉驾者，因醉驾“情节轻微”被判缓刑，但缓刑的同时法院也下发了“禁酒令”。因而，广州首宗醉驾案被判缓刑，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并引发一些人的担心，不足为奇。

　　严格说来，醉驾判缓刑也没有违背醉驾入刑的本义，毕竟缓刑者也被判了刑，只是不用坐监而已。这与有的人危险驾驶，却被当地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相比，还是有着本质不同。醉驾免刑的口子一旦被打开，其作为“判例”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

　　醉驾免刑的口子不宜轻易打开，同样道理，醉驾缓刑的口子也应慎开。特别是当前关于醉驾入刑的量刑尚欠缺统一的标准，一样的醉驾，有的被判拘役几个月，有的则被判缓刑，差异化的判决给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打了折扣。而且《刑法修正案(八)》刚刚出台，出于震慑和教育的考虑，法院在量刑时也不应过早释放“坦白从宽”的信号。法律的威慑不仅来自于刑罚的严厉，更来自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有罚不严，威慑力不够；有罪不罚，威慑力自会大减。

　　而且公众的担心也会随之而来：有了醉驾缓刑的先例，在以后的判决中，会不会给那些有权有钱的醉驾者留下可操作的空间，从而留下“选择性执法”的后患？试问，除非极个别的胡搅蛮缠者，哪一个醉驾者被抓住后不是认罪态度良好？至于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后果，相信绝大多数醉驾者都是如此。倘若都依照首宗醉驾案的判决，那岂不是大有将醉驾入刑变为醉驾缓刑之势？

　　广州首宗醉驾案被判了缓刑，而福建厦门的“醉驾第一人”林某在法庭上请求缓刑却当庭遭拒。林某的理由是自己属初犯、偶犯，归案后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而且醉驾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小。林某还说，自己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以请求法官考虑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缓刑。然而法官认为，林某明知醉酒驾驶的社会危害性，却心存侥幸心理，置他人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于不顾，顶风违法犯罪，结合被告人所犯罪行、犯罪情节，不宜适用缓刑。要更好地实现醉驾入刑的威慑力和指引功能，眼下急需的是提升法律的执行力度，显然厦门的判决更具有警示和惩戒作用。

　　当然，法官有自己的裁量权，只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内，可以作出人性化的量刑判决。在全国被判罚的醉驾者中，肯定有人具备判处缓刑的条件。但一个新法刚刚出台，考虑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醉驾缓刑理应慎重，否则醉驾入刑的立法也就失去了意义。况且若真想人性化量刑，坚持判刑而不是缓刑，至少在当下来说，更符合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