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200多年前的1793年，乾隆皇帝极不情愿地接见了当时正在崛起中的英国派来的代表马戛尔尼伯爵。他带来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让我们开始贸易吧！乾隆皇帝就此回应说：“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天朝抚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

　　乾隆皇帝的做法自有其道理。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33%，是全球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大陆强国，而且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社会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稳定发展，使当时的中国达到了看似无法企及的人类文明顶峰。对乾隆皇帝来说，他的帝国便是“历史的终结”。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接见马戛尔尼之前不到4年的时间，一场足以撼动整个世界的革命在英国发生，而马戛尔尼那看似简单的请求其实并不简单。在其背后，是洛克、斯密等即将在接下来的世纪内统治人类文明的人物。在仅仅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和饥荒之后，到1949年，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下降至不足5%。

　　现在，由美国领衔的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将自身视为“历史的终结”。启蒙思想家带来的思想在历经数个世纪后，已经被神化为一种宗教信仰，即自由民主才是最佳政体形式，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天赋人权、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经济体系。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现代性”。

　　今天，“现代性”这一宗教拥有人类所见识过的最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它的门徒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占据着国际机构最高级别的岗位。这一宗教的牧师和布道充斥全球各地的电视荧屏和报纸版面。他们认为，“现代性”这一宗教必须要普遍化，要席卷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它才是通往幸福社会的唯一通途。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其他观念能够与其相违背，也没有其他文化可以与之迥异，更不必说向其发出挑战了。

　　因此，从政治首都到非政府组织总部，“现代性”的门徒们想要指导每一个国家如何管理。从中央银行到企业董事会，他们试图控制商品和资金的全球流向。在奥斯陆，他们标榜自己的圣人形象。在海牙，他们坐在审判席上，审判那些被他们称作犯下针对全人类罪行的人。在编辑室，他们7天24小时不停地宣传。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然而，历史又让我们见证了另外一个有趣的时刻。中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现代化，其速度和规模，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想象。尽管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成就是不可辩驳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代性”的圣庙以外取得的。中国并不举行大选，但中国政府享有的支持却是全世界最广泛和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成功源于对资本的有效利用，但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西方世界以外，除了少数例外，西方价值观并未兑现过它的承诺。世界上许多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采用被誉为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观。他们举行大选，成立议院、编撰法律，但仍深陷贫穷和内战的泥潭。而在西方世界，被意识形态化的启蒙思想正在毁灭西方曾取得的成功。美国努力想要将地球另一面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东方社会改造成为美国自身的模样，但加利福尼亚州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却正在陷入政治机能失调的困境。同时，美国的中产阶级日渐式微；在欧洲，20多岁的年轻人在街头闹事以保护自己的退休金。

　　200年前，在闭关锁国的中国，乾隆皇帝的自大只会给中国自身带来坏处。而今天，我们则见证了西方，口中叫嚣着普世道德理念，鲁莽追求人类社会未来的大一统，其骄傲自大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后果。

　　200年前，正在崛起的西方勇敢地将其所代表的观念呈现给世界。而今天，我们拥有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从绝大多数客观标准来看，它都是成功的，但仍然不愿广泛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传播中国故事。与传统理念相反的是，真正的中国故事并非其经济成功或军事影响，而是其理念和道德对西方观念带来的挑战。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坚持人类未来统一模式的西方价值观理念与冉冉升起却羞于启齿的替代理念，构成了一个组合体，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极不协调。

　　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和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仍然强大的西方将最终发现，没有任何真理是永久的，“现代性”其实只是西方独有文化发展出的一个产品，并不具有普遍性。另一个是中国从历史遗产和近期成就中集结了足够勇气，勇于说出自己所代表的未来。▲(李世默 作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文章由伊文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