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房子”的实践价值，恰恰在于提醒政府部门，把资源投放由终端向前端延伸，尤其在垃圾分类上面下工夫，走综合处理、循环利用的路子。

　　因反对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出名的市民代表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投14万元建设的垃圾处理项目“绿房子”，日前在昌平区落成，月底即可投入使用。这是本市首个市民自办垃圾处理厂。

　　“不是一味地站在那里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制造者，都有责任来寻求解决之道”。由市民自掏腰包的“绿房子”，见证了公民责任，也是对当下面对社会问题“人人都在骂，但人人都不干”这种不良现象的有力反拨。

　　目前，在“垃圾围城”的阴云已经笼罩我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在一张卫星地图上，非法垃圾填埋场已经成了北京的“七环”。垃圾压力山大，近年来各地纷纷寻找出路，又出现了围绕垃圾焚烧厂的“主烧”与“反烧”的激烈争论与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所“绿房子”的出现，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垃圾处理方案：减量化、资源化。

　　垃圾种类五花八门，处理之道也不妨多种多样。焚烧炉火熊熊的“红房子”，进行的是集约化处理，吞吐量大、效率高，对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来说，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二恶英等环境问题。而对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分类分离的“绿房子”，无疑带来了更加凸显无害化处理的新可能。

　　当然，也应看到，“绿房子”基本上还是探索的试点，其处理能力也只能应对两千户左右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绿房子”作为依靠市民力量建起来的环保设施，如何保障资金投入，进行科学管理，实现长效运作，以公民个人的能力和热情，显然难以承担垃圾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社会工程。

　　何以解忧？唯有政府。这样的垃圾处理创新需要政府支持，不仅因为“绿房子”所代表的垃圾处理体系，成本加起来估计十几个亿，非政府之力不能为；更是因为，“绿房子”背后所体现的社会责任和公民智慧，其实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需要大力吸纳的治理思路。只有公民行为与政府治理对接起来，才会造就垃圾处理的新契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曾指出，目前我国处理垃圾的政府资源中，95%是用于末端的处理，比如焚烧厂和填埋场的建设，但是前端的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投入却很少，这部分工作远远没有到位。“绿房子”的实践价值，恰恰在于提醒政府部门，把资源投放由终端向前端延伸，尤其在垃圾分类上面下工夫，走综合处理、循环利用的路子。

　　面对京郊大地上一所向垃圾困局挑战的“绿房子”，人们也希望有关方面能站出来，向公众承诺一声：“我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