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瑶

　　据北京媒体报道，因反对在北京昌平区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出名的市民代表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投14万元建成垃圾分类处理项目“绿房子”，月底即可投入使用。

　　从坚决反对垃圾焚烧到自己出钱建垃圾分类场，黄小山的认识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他去日本考察后，被日本国民普遍、自觉的垃圾分类意识震撼，最终认识到不论采用填埋还是焚烧，垃圾处理的关键在于分类。

　　以前，黄小山跟政府争辩垃圾该不该烧。现在，他要“计较”垃圾焚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不想指责谁，也不想抱怨谁，只想用事实证明，我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做好的事，政府更应该有能力做好。”但是，指望公民个体的力量去解决垃圾分类问题，又有多大胜算？天涯上一则名为“垃圾围城，北京——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映像”的网帖最近很吸引眼球。这些照片揭示了令人恐怖的现实：从卫星地图上可见，在北京中心城区外，已形成了一个由非法垃圾填埋场组成的“七环”。像这样的城市垃圾状况，北京恐怕不是孤例。黄小山的“绿房子”垃圾分类能力只能顾及两千户居民，星星之火和整个城市的困境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

　　黄小山的深意是力争引起政府的关注，他建的“设有垃圾分拣台、脱水机、破碎机等垃圾处理设备，污水排放管、排风扇等设施”的微型垃圾处理厂，力争推动垃圾分类利用和合理回收的落实，这些举措无疑走到了政府的前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政府行为的缺位。

　　不可否认，为了解决垃圾困境，政府一直在努力。然而摇摆在焚烧还是填埋这两种处理方式面前的执政者，有点吃力不讨好。过去两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发生了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附近30万居民“集体散步”，使得项目被迫缓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困局更是使得北京市政府邀请反焚烧居民代表参加政府组织的考察团，到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理。而“绿房子”的建造者黄小山正是其中受邀的居民代表。

　　垃圾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各种政府决策却屡遭批评和质疑。专家指出其根源在于“目前我国处理垃圾的政府资源中，95%是用于末端的处理，比如焚烧场和填埋场的建设，但是前端的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投入却很少，这部分工作远远没有到位。”不仅是政府，作为普通民众，面对小区里的“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垃圾分类桶，也往往选择“随手一丢”的处理方式。

　　在垃圾围城下，管理者不能再一埋了之，或一焚了之，普通公众也不能再一丢了之了。黄小山建“绿房子”对政府和普通公众都应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执政者的垃圾处理理念和公众的环保意识，都该有所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