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屏

　　继去年8月时任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访华近一年之后，现任日本外相松本刚明于7月初访问了中国。冈田外相访华不久就发生了日本无理逮捕在钓鱼岛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船长。这次，在松本外相登机访华的同一天，一些日本人又到我钓鱼群岛海域滋事。这一切不仅使日本外相访华的意义大打折扣，同时也充分体现出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不确定性。

　　自古以来，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都是在“情结”与“纠结”的交织中艰难定位。日本人的“中国情结”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明显依赖。不仅日本的文字中存在大量汉字，而且中国的历史典籍成为日本人研究自己古代史的科学依据。另外，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其价值观念早已打上东方国家的深刻烙印。同时，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中华文明圈内的古代日本，从来都显示出特立独行的姿态。

　　众所周知，东汉时期中日之间开始有了政治上的往来关系。当时的日本小国林立，其中较强的部落邪马台国与汉魏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公元147-188年期间，“倭国大乱”，魏国派特使张政前往调停。中日之间的“宗藩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五世纪大和国统一日本为止，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发掘出来的光武帝所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中日早期外交关系的见证。但是，大和民族统一后便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张，并逐步控制了任那、新罗等地，东亚地区出现中日朝国际关系新格局。

　　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承认日本“天皇”的地位，但是，当时南北对立的中国自顾不暇，对日本势力向朝鲜的扩张不得不承认，并努力维持当时复杂而松散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不被打破。在这一国际体系中，日本首先争得与朝鲜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其后又一再强烈地表现出要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姿态，但这一愿望一直到1871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才得以实现。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终于在亚洲夺得头彩。尽管二战失败，但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又持续了其辉煌。中国百年不振，给日本提供了充分变现的空间。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复兴以及中日国力消长的变化，日本面临巨大心理压力，结合相关国际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外交战略思考常常出现盲区。日本仍然很强大，但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往往使他们产生恐惧感。在刚刚过去的日美“2+2”会谈中，日美对于“中国威胁论”达成共识。不伦不类的“价值观外交”再次被提起，日美又重新编织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美日韩在中国的大门口炫耀武力，将其“威慑力”战略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日美同盟”华丽外衣之下，包裹的是大和民族一颗破碎的心。军事外交不能真正独立，民族文化被嫁接。石原慎太郎就曾形容日本被阉割，因此，他要对美国说“不”。自民党内“非主流派”元老鸠山一郎、岸信介都曾为此抗争过。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继承祖业，一个要恢复传统文化，一个要与美国“对等”。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以及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都是对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表述。

　　正是在这种态势下，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才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日本不想放弃在华经济利益，又想利用日美同盟在军事安全领域遏制中国；日本新旧保守派政治家想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和新编历史教科书整合民族意识，但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激怒邻国；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日本想打“实际控制”这张牌，但在与俄罗斯以及韩国的领土争端中却陷入自设的圈套。如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论证占有“北方四岛”和“竹岛”的合法性，在解决“钓鱼群岛”纠纷问题上日本又理屈词穷。因此，在“二律背反”怪圈下，日本外交战略抉择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加上内阁总理的频繁更替，日本内外政策朝令夕改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源：2011年7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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