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操冠军张尚武被曝在北京街头卖艺引起关注。张尚武还自曝领导冒充大学生参加比赛。退役后，张尚武提出到北京体育运动学院上学，遭到拒绝。(7月17日《新京报》)

　　“昔日体操冠军张尚武街头卖艺行乞”，张尚武的境遇让民众在轻松的周末多了一份沉重的心情。当媒体拼版面、拼视觉报道姚明退役，当民众众说纷纭预测巨人未来走向的时候，也许很少有人想过：那些曾经一起为国家荣誉搏杀却没有为自己搏出位的人们，现在究竟正在延续着怎样的未来。

　　张尚武们为了国家荣耀，把青春献给了国家。稚嫩的脸庞，是牺牲生存自我、牺牲本能留下的印记，他除了会体操恐怕已经别无所长？他的心智、他生存的能力，已然从某种意义上与常态的社会隔绝。他们为国家拼搏荣耀和壮丽，但是国家又何曾许他们予未来。著名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亚洲举重冠军才力当门卫、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摆地摊、亚洲赛艇冠军陈又香当环卫工……他们都是体制化制造的悲剧。

　　体制化是可怕的，因为它制造了壁垒，把人和社会用有形或者无形的高墙隔绝起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个刑满出狱的老人，为什么最终选择自杀？他的遗书做了最好的解答：“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体育的举国体制不是囚禁罪恶的监狱，甚至还是创造荣耀的殿堂，但本质上而言，封闭的殿堂和监狱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们无意为张尚武曾经偷窃的错误辩解，只是想说：无论是窃贼还是乞丐，实际上都可能是体制化制造的悲剧。对体制的依赖，很容易让人丧失主观能动，但张尚武的境遇告诉我们，其所附庸的体制恐怕终将要抛弃他们。张尚武因伤退役，生活还得继续，但他的能力也许已经不足以适应这个社会。牺牲自由去附庸体制，最终却成了体制炼丹后的“药渣”，尽管悲剧摆在面前，但依旧有很多人往体制化的生活上面扑。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冠军业余忙着参加社会活动，混迹各种圈子。拍广告也好，演戏和读书也好，利用现有的光环为退役后谋一条生路。也许他们是明智的：如果不在体制内未雨绸缪，去获得适应社会的技能和生存的资本，等到体制抛弃那刻，他们也难免重复张尚武们的命运。

　　延伸到整个社会，体制化壁垒造成的悲剧同样显而易见。譬如高考体制，当大家都在热炒高分者的时候，谁去想过那些落榜者的命运和未来。但他们依旧是公民，依旧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应该有机会、未来，但体制显然无暇顾及。很多落榜生，其实所走的都是自生自灭的路线。牺牲自由的心性和主观能动，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想象走进体制的堡垒，最终才发现，从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体制化只会给你美好的想象，但不能许诺你予未来。

　　打破体制化的壁垒，让运动、教育、文艺成为自由的选择，冠军张尚武们的悲剧才不会上演。但回归现实，制造体制化壁垒的人多，牺牲自由附庸甚至迷信体制的人更多。这也就是说：张尚武们的悲剧恐怕还得继续。

　　珍惜自由，才能不被禁锢；拒绝体制化，才能避免被遗弃；把握自己的命运，才会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