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坤

　　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事件仍在继续发酵。7月18日，一名曾经指称《世界新闻报》窃听的该报前记者肖恩·霍尔被发现死于家中。这场因新闻媒体过度追求“独家”、“隐秘”而引发的窃听风波再起波澜：在可能的4000名窃听案潜在受害者中，还有怎样的丑闻被掩盖着？作为揭发者甚至是窃听参与者的前记者肖恩的死亡，又意味着多少的内幕被带到地下？

　　《世界新闻报》的停刊和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窘迫，不幸暴露于公众眼前，但利用非常规手段获取新闻资源的，决不仅此一家。默多克的窃听风波，虽然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但其产生的效应，直接拷问着所有的公众媒体——道德和职业，孰重孰轻？

　　事实上，在向来有“挖隐私”传统的英国传媒界，窃听、偷拍仅仅是媒体使用的手法之一。此外，以八卦作风闻名的《太阳报》，其常用的一些手段也曾饱受诟病：比如，冒充某位名人给另一名人打电话，然后诱导性地套取该人对某事件的看法；比如，冒充“不良分子”对官方安全措施进行试探，名曰“暗访”；再比如，雇人在街头伪造猥亵妇女或者偷窃财物等等，以“调查”公众反应……这些，是否都合理合法呢？

　　撇开窃听风波的策源地英国，全世界范围内，在竞争下各出手段寻求“独家新闻”的新闻机构中，出格举动也是数不胜数。2010年，印度古茶拉底地方有线电视台的两名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怂恿一名因财产纠纷对政府不满的男子，在镜头前表演自焚抗议。两人声称，将通过电视播放为他讨回公道，结果导致该男子全身大面积烧伤并最终不治身亡。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职期间，曾因无法忍受报界的攻击甚至是漫骂，而以“诽谤罪”把一名记者告上法庭。该记者的辩护律师是汉密尔顿，尽管记者最终败诉，但汉密尔顿提出的原则——报界“有权利本着善良的动机，为了正当的目的，发表事实真相而不受惩罚”，在几年以后成为法律。这保证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当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堪与“三权”并列的“第四权”时，美国人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媒体监督权力，那么谁来监督媒体？

　　在默多克集团的窃听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件背后被揭开的黑幕，也可以看到遭窃听的受伤者。其中，既有善良的出发点，也有纯粹为制造效应的恶作心态，新闻媒体在完成引导公众趣味的任务时，渐渐开始向迎合观众口味退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默多克的窃听风波揭开了一个盖子，逼迫以“监督”为诉求的新闻机构不得不反躬自省——在有“无冕之王”美誉的新闻记者心里，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情绪：名人、权力掌握者乃至身边的所有人，都是“潜在罪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记者会24小时眼皮不眨地盯住这些人——那么，这到底是值得提倡的监督精神，还是记者已经自大到了把自己扮演成了道德审判者？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名人和掌权者而言，他们掩盖事实的能力显然也相应地更强，如此情况下，非常规的监督方式是否也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