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妍

　　因李昌奎案重新审理，云南吴倩被害案重新引起关注。2008年，赛锐向女孩吴倩求爱被拒，便连刺其27刀致其死亡，吴倩头部几乎被砍下。云南昭通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二审法院以本案系情感纠纷及自首情节为由改判死缓。此案与李昌奎案二审免死理由一致。(7月21日 人民网)

　　前有药家鑫，后有李昌奎，如今赛锐向爱抽刀再度免死，且其杀人手段之残忍，不输药、李二人，在药已伏法赴黄泉的法治背景下，李、赛二人却依然还有活的希望，难怪云南高院会遭遇舆论猛烈炮轰。不得不说，在这类极端案件的判例上，云南高院如今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赛锐免死的理由竟与李昌奎案如出一辙：以情感纠纷及自首情节为由改判死缓。

　　李昌奎、赛锐该不该杀，当然需要由司法来做出理性判断。但也正如李昌奎案中民意所指的那样：公众之所以认为李应该被判死刑，是基于起码的常识和伦理判断。就李昌奎案而言，奸杀、杀童这样残忍的作案情节，放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引发“杀人偿命”的公众及司法热议。而在赛锐案中，赛锐仅是因为向女孩吴倩求爱被拒，就连刺对方27刀，“他问一句喜不喜欢，吴倩回答不喜欢，他就狠狠地刺下一刀，最残忍的是，当凶手刺下二十几刀后，吴倩不仅喉管被割断，她的头部，只有一点皮与身体相连。在事发现场，鲜血溅满整个墙壁，惨不忍睹。”

　　可就是这样残忍与缺乏起码人性的作案手段，且受害人之于施害人不存在任何伦理过错的前提下，比如三角恋，当地司法依然以情感纠纷及自首情节为由改判死缓。这种心态让人担忧，在“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背景下，这种司法判例并非是一种孤立和偶然，而很可能陷入一种固化的思维陷阱，成为一种判例标准。

　　对一些在社会道德伦理上存在争议的案件，比如此前的中国政法大学拭师案，当然可以从情感纠纷、自首情节等角度，适用“少杀、慎杀”原则。但就李、赛这种不存在深层道德伦理纠葛、社会公序良俗争议，比如师生恋、三角恋，只是当事人一厢情愿的恋爱臆想，且手段极其残忍的极端案例，就应该尊重起码的法理规则与常识判断，不能让邻里、情感纠纷及自首情节遮蔽法眼，成为免死的理由。更不能因为“少杀、慎杀”的法治背景，让这种极端案例陷入批量化审案的泥淖，而更应重视每一个案在涉案情节、背景、后果及社会道德伦理争议的不同。

　　这是基于“罪罚相当”的司法原则做出的判断：所谓“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在注重人性与人权的今天，“少杀、慎杀”当然是司法的最终路途，但它能够践行的前提则必须是“罪罚相当”、“该杀必杀”，否则社会难有基本的司法正义。

　　在这种语境下，民间所谓“杀人偿命”其实并非单纯的“以暴制暴”，而更是一种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诉求。法官尽可以不被舆论、民意所左右，却也不能枉顾民心与道义，在“少杀、慎杀”的路途上，转身太快，以至于丢失了起码的司法正义。法律必须通过公正判处来使公众对之信仰，若司法失去民心，则社会戾气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