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7月18日结束的广州出租车价格听证会，因提出两套涨价方案，遭到民众质疑。随后，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在微博上指出听证过程中存在的多项问题，并建议重新举行听证会。前日，广州市物价局长罗家祥约见了韩志鹏，并就韩的质疑一一回应，但他表示，听证会很成功，“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

　　尽管韩志鹏对会见结果并不满意，并坚持要求物价局召开第二次听证会，如果物价局不同意，他将会向定价机关，也就是广州市政府正式提出申诉，但不可否认，这个因听证会而起的沟通是吸纳民意的表现，值得肯定。我国听证会制度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居于首位的应是诚意问题。

　　自《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施行以来，我国在陆续出台的有关法律中，对听证程序作出了规定，并相继建立了行政处罚听证、价格决策听证、立法听证等三大类听证。这其中，由于价格决策听证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也最受关注。

　　价格决策听证实行之初，许多人对公众在价格听证上的决定作用抱有不小的期望，然而经过多年的实践，客观地说，公众对价格听证逐渐难再期待。听证会似乎陷入了“逢听必涨”的定式，“走形式”成了对听证会普遍的社会观感。人们对听证会的不满，还不只这些，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诸如听证会代表在会上睡觉、“固定班子”代表等情况。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听证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民众却强烈感受到“听了也白听”，对听证会的参与热情在不断降低，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公众“零参与”。这样，听证会在公共决策的民众参与与官民互动方面，就很难发挥作用，往往是形式大于实质。

　　从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看，我国听证制度与英美不同，它只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听证会上提出的诉求、陈述的事实及其理由，对于最终作出的决定没有约束力。正因为此，价格听证会更有可能沦为“走过场”。进一步说，一场听证会能否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取决于组织者是否有吸纳民意的诚意。

　　是不是认真考虑民意，以多大诚意吸纳民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相较于一些地方部门对民众意见的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广州市物价局的回应是有诚意的。然而，在尚未达成共识的部分，相关部门能不能进一步拿出诚意，比如接受召开第二次听证会的建议，或者把吸纳民意后的修改方案，在提交审议前，先向民众公布一个有力的说法。某种程度上说，吸纳民意的诚意度，决定了民众参与决策的深度。

　　在现代社会，听证制度作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用以平衡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既是在限制权力，也是在提高决策效率。推进听证制度继续向前发展，就必然要提高民意的决策权重，而以更大诚意吸纳民意，则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