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平台一上线就引发诸多质疑，比如10万元以下捐款暂不可查使用情况、捐赠数据出现误差等等，这使红十字会不得不面对新的舆论压力。

　　其实对于红十字会来说，无论是质疑、批评，还是网友的骂声，都不是坏事，因为这至少说明人们对红十字会还有期待。正因为此，面对新的舆论压力甚至网友的骂声，红十字会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对红会一些工作的质疑和关注，其实反映了在开放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对红会这样的公益性机构在透明度方面的更高要求，这种要求是和社会进步的大背景同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红十字会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王汝鹏把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说成是计划内的工作安排，不肯正面回答“郭美美事件是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个平台的上线”这一对红会来说有点敏感的问题。避谈郭美美事件和发布平台上线的关系，这其实是想告诉人们：信息发布平台上线，和郭美美事件带给红十字会总会的舆论压力无关。这种对舆论压力非常忌讳的态度，也许可以理解为红会的一种无声宣示：对来自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红十字会总会一概不认账。刻意回避郭美美事件，这让人怀疑，红总会似乎直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公众的信任才是红会赖以存在的实质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公众的信任，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都将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避谈郭美美事件和信息公开的关系，至少说明红会一些官员面对公众和舆论的态度还不够坦诚，还不愿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

　　对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是否利用公共资源谋取自身利益，人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性机构尤其警惕，这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这正是在郭美美事件后，人们高度关注红十字会一举一动的原因。面对新的舆论压力，红十字会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应公众的质疑，而不是专注于某些细节的修补，才有可能化解人们的某些疑虑，才能重新获得公信力。红十字会虽然是个公益性的组织，但实际上，它是中国社会总体性权力结构的一环，虽然它的宗旨是红十字的，但它的架构、运行并没有超越一般的行政伦理，因此，对红会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不现实，希望它成为公共机构的道德标杆更非易事，但它至少应该守住行为底线，满足公众基本的道德期待。

　　应该看到，人们对红会工作的质疑和批评，其实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正是令人欣慰的地方。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人们可能不会对红会的透明度提出这样具体的要求，或者对红会的工作有这么多批评，因为在过去的总体社会格局之下，尤其在过去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对红十字会行政化的背景和运行方式，人们会认为是一种很正常的状况，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地方；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忍受其他公共部门的某些缺陷，但在感情和道德上很难容忍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性机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最近一个阶段，公众对红总会的意见、质疑，至少说明，人们仍然希望红会的事业发展得更好，说明人们相信红会通过努力可以做得更好。对于批评甚至骂声，红总会不但不应该忌讳，反而应该视为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失去了批评，也就失去了关注，对于红会的事业来说，这才是最可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