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肖擎

　　故宫博物院因文物受损事件站在风口浪尖。此事没有完结，一则名为《故宫珍贵文物疑遗失！》的网帖，使这家文博机构因被指私自拍卖馆藏珍贵文物“创收”再遭质疑。

　　近期，对一系列事件的回应和处理，显示出故宫博物院管理上的混乱，这家中国顶级文博机构一次次失分。对于卖文物创收问题，该院副院长、文物损坏事故调查组组长陈丽华没有正面回应，只称“所有事情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查清事实是第一步，但如果此次网友反映的问题属实，不知故宫还有多少信用可以用来支付代价。

　　从展品失窃到文物受损，几个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所有问题基本上被故宫内部化。舆论推一下，动一下，回应、解释、处理，表现被动。而且，诸多事件叠加，很难说故宫问题的呈现只是出于偶然。

　　在这些问题的表现上，故宫不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并不难在其他社会机构中发现这样的管理模式，对待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故宫事件代表了社会机构存在和运行的一种共性状态。

　　像故宫这样的机构，与权力机关有很大区别。对于权力，我们需要监督，迫使其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事前监督、事后监督等之所以始终被强调，是因为没有了监督的权力不可想象。对故宫这样的专业机构，从事着社会文化事业，因其与公共利益有关系，监督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事务中形成规范，从业者对待事业、职业有稳固可靠的表现，也就是说，它们并不需要每天众目睽睽就应让人有基本的信任。

　　与对权力人物、权力机构的态度相比，人们对公共事业机构及其从业者一般都寄予了强烈的道德期许。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从事的事业、代表的职业在人类历史中有其稳固形象，在世道人心中有自己的恰当位置，人们不需要像警惕权力一样警惕他们。比如教师、医生、律师这样的从业者，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不是在时时担心他们做坏事，处处监督他们的行为，而是相信他们有基本的道德感，对事业是尊重的，对职业规范有坚持，纵有不称职之人，仍不影响人们的基本判断。

　　当今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不管怎么变，一个社会都需要稳定的中间群体，而公共事业性机构正是这些群体开展事业的地方。稳定不仅指向数量，更包括他们在社会价值和社会道德上的担当与形象。随着社会发展，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公共事业性机构，成为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担者，也可以说是社会中坚。这些人群，如果缺乏职业要求、丧失道德感，浑浑噩噩、随随便便，不仅使一种职业蒙垢，也必然在许多方面拉低社会运行的总体水平。

　　不是权力机关，事实上的表现却与权力机关无异，权力系统的各项规则、习惯、作风渗透到这些机构和它们的各项事业中，这并非只是故宫问题，也是诸多问题的核心所在。具体责任人受到了处理，但管理者对自身责任、对从事的事业缺乏反思，对责任缺少担当，不只是内部责任，还包括道德责任。

　　承载人们道德期待的职业，被人们寄予道德希望的领域，故宫的问题提供了警示。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道德感一步步丧失。哪里失去，就在哪里找回来，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社会的信任才有地方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