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北京再现安元鼎”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曝光。据北京警方透露，警方于最近查封了昌平区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一处“黑监狱”，13名遭非法关押的人被解救。同时，警方还表示，这处“黑监狱”系一家“保安公司”开办，受雇专门抓来京反映情况的人员，但警方并未透露雇主的身份。

　　事实上，对于公众而言，是否透露雇主身份似乎已经显得无关紧要。因为去年查封的“安元鼎案件”作为一个连结上访者、保安公司和地方信访办之间利益和纠葛的典型案例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虽然我们尚不清楚此案中的具体雇主是哪些，但根据利益链条的显示和已有被关押者的指认，一些地方信访办依然是最重要的嫌疑方。

　　显然，“黑监狱”并不隶属于公权力，私设监狱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挑战公权力的行为；另外，在收押和处置人员上，“黑监狱”也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因此，对于这样一起性质极端恶劣案件，当务之急在于警方必须彻底揪出背后的利益链条，让相关责任人伏法，还被押者一个公道。

　　然而，此类“黑监狱”屡禁不止，根源还在于一些地方信访办存有这样的需求。在县级驻京办撤销之后，京城的保安公司变成了地方信访办应对本辖区民众“越级上访”的利器。而保安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只要有需求存在，利润足够诱人，铤而走险并不奇怪。你无法用道德遏制那些谋利的主体。因此，要扭转这样一种利益链条，彻查保安公司或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于“消除”地方政府的此类需求。

　　近几年，整个社会的利益纠纷越发复杂，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交织，几成当前社会的基本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留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级这样的基层政府的治理任务就显得格外沉重。这些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底层民众的不满：在权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难以满足来自民众繁多而复杂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压力还来自于上级政府的政治压力：以政绩的评价体系为例，维持地方政治与社会稳定指标的权重近几年逐步上升，已经接近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在同时面对底层民众和上级政府的压力时，基层政府免不了要更加迎合上意，而非民意。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中央一直强调“做老百姓的亲人”的同时，一些基层政府竟然会雇佣保安公司以极不人道的方式抓回那些越级上访的民众。

　　要走出这一困境，首要的一点在于重新审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政府并不是一个“控制者”，而仅仅是一个“监管者”。面对民众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要在观念上扭转过来：政府应该留出必要的社会空间，培养、扶植社会本身形成较强的自治能力，以消弭一部分矛盾；此外，政府在制度层面必须退回监管者、协调者的角色，避免直接卷入社会领域的利益纠纷，而仅作为规则的捍卫者存在，这样在面对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时候，也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应对；再者，在评价体系方面，各级政府应当考虑放弃目前这一套秉承“刚性稳定”为原则的测量体系。因为仅仅通过数字本身来进行考核官员，很容易造成官员在治理上的急功近利乃至不择手段。

　　恐怖的“黑监狱”聚集太多人性的阴暗与制度的丑恶，它的存在是上访者的梦魇，也是执政者的耻辱，更是这个时代道德底线被冲破的明证。无论从政府还是社会出发，杜绝“黑监狱”的再现都是我们一致的期许。但从根本上而言，要割断“黑监狱”出现的利益链条，还需要政府释放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空间，退守为一个强有力的规则的捍卫者，同时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手段，以社会自治的形式消弭那些喷涌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