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时刻——论》 高全喜 著

　　高全喜有一个很大的L形书桌，上面文件书籍堆积如山。他就在书的簇拥中端坐，侃侃而谈。

　　百科全书式学者，为高全喜所歆慕。他认为，在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里，一个学者，要摆脱学术研究的孤独感，势必要有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感和把握度，让自己的研究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作用。

　　故而他始终不甘心在单一学科的研究之路上愈行愈远，果敢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总是想赋予自己的研究一种中国意义。”

　　如果为高全喜研究领域的转移，画一个矢量图，我们将看到非常有趣的曲线：上世纪80年代，文学-文学理论-美学-西方哲学-德国哲学；90年代后期至今，政治哲学-法理学-中国宪政问题。

　　最近，高全喜出版了他的新著《立宪时刻》，详细解读《清帝逊位诏书》，试图用另一种视角解读辛亥革命，以此汲取有利于当下社会建设的养分。

　　失败的“光荣革命”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自己是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来诠释《清帝逊位诏书》的，这个角度有什么特别之处？

　　高全喜：政治学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其基本逻辑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宪法学则有一个规范宪法的概念，在其标准下，《清帝逊位诏书》并不是宪法性文件；历史学以事实证成价值，在其视角下，《清帝逊位诏书》的分量很轻，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去研究到底谁起草了这份文件，做了那些修改之类的事实细节。

　　我所做的，也不是政治宪法学角度，其实是借用了政治、宪法、历史等学科资源，更多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写的。

　　新京报：你是先意识到《清帝逊位诏书》的意义，然后再去寻找阐释方式？

　　高全喜：你这其实是在问我这本书写作的原因。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禅让退位，古已有之。但在《清帝逊位诏书》之前，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的交接。而清帝逊位，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其核心原则或说契约是宣布赞同共和立宪国体，禅让的对象是一个立宪共和国。这里涉及的是中国政治由古入今，是“三千年未见之变局”。

　　新京报：所以你把它与英国光荣革命相比，称之“失败的光荣革命”？

　　高全喜：因为这份文件的政治契约色彩很浓。清王朝在对共和立宪的认同的基础上，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宪政共和国。从法统上看，这个宪政共和国的权力合法性得到了保障与确立。

　　如果当时大家能因势利导，宪法出，暴力革命就退场，接下去我们的历史可能就不是军阀混战，就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用我的话说，《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份礼物，很遗憾，我们错过了，糟蹋了。

　　历史还在演变当中

　　新京报：你说“要为它唱一曲挽歌”，但是哀挽一个失去的机会。《清帝逊位诏书》在当时的实际效力实际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

　　高全喜：你所说的效力、影响力，其衡定标准，是与你所在的历史位置，你自身的限度相关的。你是无法看到历史上某一件事的全部面貌和价值的。人研究历史的魅力也就在此。历史由人自己来解释，这被解释的历史，却取决于解释者自身的一些因素。

　　新京报：历史可能有无穷多的解释，只是其中一部分获得了人们长久的认可。

　　高全喜：是啊，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才起飞。我们在现在所看到的历史，都只是历史浮云的一部分。历史还在演变当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历史的解释也要有所发展。

　　对历史的解释很重要

　　新京报：这么说，很打击历史研究者的自尊心。

　　高全喜：我不是在否定他们的价值。但对于那些热衷于挖掘新史料的学者，我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他们被学科的单一性限制了。对，事实很重要，但是怎么解释事实，也很重要，有时候甚至更重要。

　　新京报：比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会发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

　　高全喜：辛亥革命也有这样的因素存在。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其中来自两种重要的叙事，一种来自国民党的革命逻辑，另一种来自共产党的革命逻辑。前者说自己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后者说资产阶级推翻了清王朝，但是革命不彻底，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才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辛亥革命，是中国传统王朝的君主国家转入现代人民的共和国家的关键点，是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每一种力都有其价值。

　　放宽历史的视野

　　新京报：武昌起义发生时，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革命的开端，是后人将其定位为辛亥革命的起点。

　　高全喜：对，辛亥革命，我们借着后来者时间点，看到它的起因、经过、结果。如果我们的时间点再往后移，我们转变历史的视野，这个历史事件的性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看到的可能是历史另一个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新京报：你是把自己研究的视角转到了另一个重大的事件？

　　高全喜：嗯，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特别是在时间感上放宽，你会发现，最近这一百多年，中国正在经历的，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传统的君主国家已经结束，但是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仍在铸就当中。

　　新京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怎样筑就一个现代中国？

　　高全喜：对。当下中国，社会改革正在进行中，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暴力的变革。我之所以去诠释《清帝逊位诏书》，就是想说，在我们近代史上，我们有革命的精神，但是，我们也有共和立宪的精神，继承、发扬哪一种精神，我们是有所选择的。

　　人物简介

　　高全喜，1962年10月生。哲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出版的有关中国思想、西方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学术专著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

　　■ 内容简评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奉裕隆皇太后懿旨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宣布退位。《清帝逊位诏书》的一个基本契约是，清皇室将政权移交给一个“共和立宪之国”，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但其颁布之后，中国不久又陷入权力角逐中。高全喜考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认为清帝逊位，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只是未被因势利导，以失败告终，但其蕴含的共和宪政精神，有待发扬。

　　■ 档案

　　清帝逊位诏书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