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的红会信任危机，并没有因为红会本身做出了一系列看似积极的反应而得到缓解，相反，越来越多打着慈善旗号的机构开始受到网民们的特别关照。

　　近几日，除了福建19岁的“巨肚女孩”辞世35天之后才收到红十字会捐款的新闻，让红十字会再背骂名之外，无锡尚德“捐赠门”事件，也让中华慈善总会卷入了舆论问责的漩涡。同时，卢星宇“卢美美”的出现，也使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完全有理由担忧自己可能会重蹈红十字会的覆辙。

　　从红十字会开始，信任危机的风波正在蔓延向其他类似的机构。慈善总会、青基会，这些颇具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正在面临着来自网络，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微博的猛烈冲击。由于顶着慈善这顶光鲜靓丽的帽子，这类机构便极为自然地承载了人们更高的道德期许。再加上这些本应归属民间社会的机构往往布满了官方色彩，也使得人们对其“独立性”产生了质疑。所以，一旦出现与之相关联的丑闻，在微博上得到迅速传播几乎是可以断定的。

　　事实上，红十字会深陷危机的现状已经表明，目前这一套慈善运作体制必须要作出彻底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启动对自身的改革。而进一步言之，推动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官僚化的慈善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之间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

　　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边界已经消失，这意味着今天任何一个居于社会的个体或者机构都无法逃避一个大前提的存在——— 信息社会。在信息传播本身极为便利的情况下，作为颇受人们关注的官方慈善机构，一旦有何风吹草动，人们的目光便会迅速聚集。尤其是在微博上，由于其本身具有强大的议程设定能力，也具有可观的情绪汇聚能力，一旦盯上了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所爆发的信息诉求必是极为庞大和汹涌的。而就现实而言，目前的这些慈善机构所作出的回应基本都是失败的。这里一方面是回应及时程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存在回应能力上的不足。大抵而言，目前的局面是，民众的慈善信息需求与慈善机构本身应对能力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更深层的表现在于封闭式的官僚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本身存在的矛盾。以此次“巨肚女孩”辞世月余收到捐款为例，福建省当地红会回应是因为捐款转出须由卫生局长签字，而最近县里正在换届，卫生局长还没到位，没他签字不能转出。这样的解释或许真的是原因直接反映，但显然无法遏止人们内心的愤怒。历来，公众对于官僚机构拖沓、冗长的风格都有着强烈的不满，而作为以救死扶伤为准则的慈善机构，人们对其官僚化倾向的容忍度也必然更低。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观点，官僚制是一种“合理化”的体现，分层、集权可以使效率得到提升。因此，只要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避免官僚制自主性的过度膨胀，选择官僚制几乎难以改变。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微博这样的媒介，基于“服从”且习惯于“宣告”的官僚式话语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批判。继续以福建省红会的回应为例，这种自说自话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一种单一的、仅仅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建构的话语，而反观网民的质疑，则来自各个方向，呈现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多元的、去中心化的话语方式。话语层面的激烈摩擦，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尽管慈善机构有回应，但效果却往往难以令人满意。

　　当信息社会迈入web3.0时代之后，我们越来越无法逃避网络的袭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慈善机构，尤其是这些沾染了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互联网的本质属性在于开放，在于信息的迅速流动，也在于多元话语的共存。而目前慈善机构方面迟滞的回应、封闭的运作以及中心化的话语方式，都让其与网络社会本身发生了激烈的摩擦，也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作出深思，启动改革，将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慈善机构不能回避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