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议题 之熊丙奇专栏

　　北京无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后，小学生梅梅(化名)被分流到离家较远的学校，无奈辍学在家。梅梅因此将朝阳区将台地区办事处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取缔学校的告知书。这一“案件”的走向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法院应该受理此案，并由此激活受教育者权利的救济机制。

　　北京关停30所打工子弟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笔者曾撰文指出，从依法办学角度，政府部门是有权关停不具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但是在关停之前，必须做好学生的安置工作、办学者的补偿工作，不然，就是政府部门的失职——— 根据《义务教育法》，政府有责任保障适龄学生就近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至于说就近安置以及打工子弟上学的经济负担问题难处理，不是没有有关的法律条文，而是法律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以及“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根据这些条文，如果政府部门不能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以及学校违规收取不合理的费用，是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的。

　　可是，从《义务教育法》颁布至今，撤点并校在各地频频发生，原来在乡村学校就近读书的学生，被集中到城镇，并不鲜见，当地很多居民以上学路途远、成本增加、不安全因素增加等理由反对学校撤并，但学校还是被关，这无疑是十分明显的违法行为，且造成了当地辍学率增加等恶果，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由此被追究责任。

　　同样，学校为学生做校服，订统一午餐，根据规定，这应征求家长意见的，可是现实中，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有多少是参与决策、监督、评议的？现实的情形是，几乎所有家长委员会，都只是摆设和工具，成为“联谊会”。

　　 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既没有受教育者(或其监护人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没有权利救济机制。比如，学校的撤并，按规定是要听学校负责人、教师、家长的意见的，政府部门没有听取，而单方面采取行动，让学生“很远就读”，就是违法，学校负责人、教师和家长可依法起诉，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采取这种方法，而在《义务教育法》中，有“就近入学”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问责条款。于是，受教育者的权利，就被漠视、被践踏。

　　打工子弟梅梅的起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告诉大家，应该利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的受教育权利，当然，这还要看法庭的态度，如果法庭受理此案，给平等的受教育权一个说法，这不但可为解决后来的类似问题提供案例，也可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完善。在笔者看来，此案的最佳结果，不是恢复不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而是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把这不达标的学校，变为合格、达标的学校。或者就近安置打工子弟学生进公办学校免费就读。

　　客观上说，我国打工子弟的求学，之所以长期以来只有上不达标、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在于他们的权利不被重视，而要争取属于自身的权利，不是对政府的做法采取忍让，甘愿接受低人一等的教育(并希望有这样的空间即可)，而应不懈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这需要社会舆论、社会各界人士和所有打工子弟共同努力。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