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践中，事实上被未修订的刑诉法所架空了。此番刑诉法修订，理应吸取律师法修订时的教训，尽可能避免“新法刚出台，冲突就出来”。

　　15年后，刑事诉讼法将迎来它的第二次大修。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即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据《法制日报》报道，全程参与刑诉法修改论证的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透露，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框架和内容目前已基本确定，涉及修订的条文将可能超过刑诉法条文的四分之一，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

　　以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诉法二次大修，不管是强化被告人人权保障，还是强化被害人人权保障，都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博弈。公权退一分，则民权进一步。“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如能通过，当是民权的大进步。但对于侦控机关来说，则要面临侦查模式的根本转型———从“口供至上”到“物证至上”。

　　我们还很难评估侦控机关对“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真实心态，这就需要舆论来为民权保障加油打气，以民意表达推动立法游说。

　　公民参与修法，还有助于避免“新法刚出台，冲突就出来”。必须承认，围绕刑诉法二次修订的立法博弈还将在控、辩、审这三方展开。就立法资源的占有而言，控辩审严重不均衡。在公权力主导的立法程序中，代表辩方的律师界处于弱位，他们急需机会和平台来发出辩方的声音。“控辩平等武装”是绝大多数国家共同遵奉的刑事司法原则，也是中国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立法程序安排，原本就失衡的控辩关系，在强弱态势下将有进一步拉开距离的危险。

　　2006年时，一度传出刑诉法要与律师法同步修订。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律师法修订在2007年10月28日单兵突进成功，而刑诉法修订却被搁置。这一脱节带来的法律冲突，至今仍然困扰着刑辩律师。

　　比如近年来屡成舆论焦点的“律师会见难”。依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3条，律师会见嫌疑人无需批准，且享有不被监听的权利，但侦控机关往往会拿出刑诉法第96条来阻止律师的会见，这个规定是，“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践中，事实上被未修订的刑诉法所架空了。

　　要避免这种尴尬，只有进一步开放立法博弈平台，让利益各方公开、公平地博弈并最终达成妥协，刑诉法才能和律师法保持协调，并杜绝新的立法冲突。

　　按陈光中教授的披露，刑诉法二次修订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突破，这同样会涉及与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问题。只有利益各方的积极参与，那些或公开或隐藏的法律冲突及其衔接问题才会得到重视，并列入到统一步调的“立改废”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