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鹏  

　　央视对广西传销曝光的当天，我给我在广西深陷其中的朋友去了电话。他告诉我，这是国家的一次宏观调控，对行业进行洗牌，把不适合这个行业的人淘汰出去。他说：“什么行业都有优胜劣汰。”尽管这些回答不出所料——毕竟两年前我曾去过那里暗访考察，但他的语气还是让我哭笑不得。对他们而言，现实照不进幻想。 

　　当时驱动我前往广西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纳粹时期的德国市民参加完反犹集会，回到家中却发现他的犹太邻居是那么善良那么和蔼可亲，完全不同于集会中的宣传。但犹太人善良——至少和平常人没有二致的这一现实，却丝毫不能让这些市民从反犹幻想中惊醒。恰恰相反，现实反而巩固了幻想：犹太人的和蔼可亲只是他们的伪装，更说明其狡猾和奸诈。

　　将纳粹和传销放在一起，并不是我认为二者在“恶”的层次和程度上有可比性，而是我觉得两件事在意识形态的运作有着相同逻辑。或许我们会把它们都归之于一个“洗脑”的概念，这样似乎事情也得到了清晰明了的解释：就像洗衣服一样，洗刷刷洗刷刷，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但实际上，这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只不过把人“脑残化”了——好像进入传销的都是傻子笨蛋。简单说“他们被洗脑了”，其实是在神秘化这一意识形态逻辑。

　　我还想澄清另一个说法，常见的对传销的评论中，除了“脑残化”的论调，还喜欢高高在上指责人家“被贪婪蒙蔽的双眼”。而在我体验传销的日子里，碰到这样一个女孩，20岁不到，手上都是老茧，皱皱巴巴还有些变形，说是在东莞化工厂干了两年被化学品所腐蚀，再也不能恢复，工资每月不到1000元。对于这样的人，你去指责他们财迷心窍，不是过分想当然，就是否认人家追寻幸福的权利。我觉得，任何对传销的妖魔化、漫画化，就是拒绝对自身处境的思考。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外界的“洗脑”判断，还成为传销话语的一部分。传销组织成员会主动提及“洗脑说”，打消你的顾虑：“洗脑，这个词多么轻巧，人是活人，怎么洗脑？”他们主动提醒你，要多思考多观察，甚至生怕你遗漏什么疑问，主动提醒，“那个地方要多琢磨一下”。他们对自己那套话语很有信心。

　　关于传销运作的本质，没什么好多说的，就是按一定分配方式把后面的钱分给先来的人，随着后面来的人越来越多，先来的不断升级，直至退出。运作过程本身不创造价值，只靠人数增加推动整个体系运转。值得注意的是，人数增加是以3的倍数递增，最终肯定难以为继。

　　如果这个体系以这样的未经包装的大白话讲出来，肯定没人相信并投入资金。所以，它会经过好几轮包装，光分配方式，就专门有两个人给我讲了两天，画满了6页稿纸，稍微不明智的人，就会陷入数字迷宫中，被冲昏头脑。

　　光这些还不够，为说服你，边边角角都会说到。传销组织为该模式做了个类比，我至今不知怎么反驳：你花5000元钱买了辆摩托车，你觉得不错，介绍朋友来买，由于这单生意是你介绍的，店主给你一笔报酬相当于广告费。说到这里，他问我，这个钱是不是你应得的？我说是。他接着讲，然后你朋友觉得不错，又介绍一个人过来买，这单生意还是跟你有关系，你又将获得一笔酬劳。你介绍的人介绍的人又介绍一个……

　　一个吊诡的逻辑，我知道它有问题，但我不知怎么反驳。或者你会说，为该商品付出的价格和该商品的价值相差太大时，性质早就变了。所以，这两者不能简单类比。就像我买辆汽车花50万元钱，而实际成本只值5万元，这太过悬殊。可是，价值和价格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在诸多商品价格中广告费占大头的时代，这个界限可能确定吗？价值和价格的脱离，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经济逻辑的困境？

　　所以，对拆穿传销，这不是最有说服力的问题，最有力量的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数增加是以3的倍数递增，该如何持续下去？或者，最后如何收场？不管前面怎么掩饰，怎么天花乱坠，最终都要回到这个问题上。

　　那这个问题，传销组织是怎么解释的呢？实际上，这一答案的引入，并不像我梳理的这样按部就班——在他们的描述中，国家一开始就被引进来了。从广西的贫瘠、东盟全面开放、广西将面临东南亚的竞争之紧迫性，到先富带动后富、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国家打造七千万中产阶级”，等等。最后他们说，国家支持这个行业有其综合考虑，传销人员投入的资金当然会按一定比例抽出支援广西建设。在他们的话语里，最后无法持续时，国家会接盘。以国家开始，最后以国家结束，整个体系获得了逻辑上的自足——这对一般听者是无法拒绝的。

　　这样一来，传销话语的整体逻辑没有问题，只需修修补补。当有人要求看文件时，就会遭到嘲讽——中央红头文件哪是你我这些无名小辈能看到的？不过，嘲讽者又话锋一转：谁说怎么样怎么样都不算数，谁轻率地相信这一切就是一个大傻瓜，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迹象，自己观察到这些。

　　那么，又会观察到什么呢？当地情景印证着那些想象，就当是巧合：看上去，除种甘蔗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居然能从银行贷款建起七层小楼，穿着拖鞋走很远的水泥路去干农活，几乎没有车辆的水泥路常常成为晒谷场——实际上，这些农民的主要收入是收取传销人员的租金，一层楼一年租金少说一万元；城市基建也大兴土木，三年间从一个小镇进化成一个县级市，资金来源当然可疑。有人对我说：“就冲这城市的空气状况，把钱投进去了。”——城市没有什么工业，但空气中又是尘又是土。整个城市也似乎为传销提供便利：传销所有进出款项全部通过银行自动进行；与之相似的是，中国移动也为传销组织建立了网络，相互打电话不要钱，打长途每分钟一角，传销组织说是为方便跟外界沟通发展下线。

　　如果不是出于篇幅问题，其实很多细节我不愿放弃。整个传销日常运作，就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并不总是高高在上，它渗入到日常生活，并通过日常生活发挥作用，由此巩固意识形态。比如，我发现，有的人相信这些；而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们依然留在里面——他们抱着的是这种想法：我不相信没关系，但别人(他的下线)相信；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是自己相信，他只是看到别人相信，他让别人代替他相信：“像他这么聪明的人，都进来了。那还有假？” 

　　正是如此，不论我分析得多么透彻，我无法说服他们任何一个人。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关注那些复杂的人们，他们其实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傻乎乎的或利欲熏心的。他们有他们的梦想，有自己的判断。我们站在外面，永远不知他们中间某个人遭受的具体苦难。在传销的具体日常运作中，我有机会去接触他们鲜活的面孔。那一刻我没有优越感。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作者系媒体人士，曾进入广西传销组织“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