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北京职员)

　　贵州一家公司近2年来拒发130多名民工的600多万工资，两名农民工屡次讨薪无果爬上塔吊，一住就是68天。贵州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为劝说两人下塔吊承诺支付工资。走下塔吊后两人被拘留。(相关报道见27日本报05版)

　　当“农民工”、“屡次讨薪无果”、“爬上塔吊”这些悲情字眼，被同一个事件串联起来呈现在公众面前时，非常容易激起道德上的义愤。但是，在评判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实。

　　据悉，从已披露信息看，两个人的农民工身份明显存疑：两人之中有一个在工地上投入了部分资金，另一个人则是购买了一台吊车自己当司机。为什么看起来并不十分符合“农民工特征”的当事人，愿意以“农民工”最为悲情的表达方式——爬塔吊，来表达诉求呢？

　　在被围观就意味着权益可能得到保障的时代，诉求能够被围观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这两人事后被证明不是真正农民工，是不是我们的围观善意被欺骗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因为不管两人是否为农民工，这件事暴露出来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

　　想想当初，一个农民工爬上高塔，很快就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可现在爬上高塔的持续时间竟然得延长到68天。这说明，如果正当诉求表达，一旦变成悲情的比拼，其结果只能是没有最悲情，只有更悲情。在正常诉求得不到很好表达的环境中，谁能保证其他人不会因屡次讨薪未果也同样走上类似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