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舫济传记》 作者：石建国

　　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

　　卜舫济于1864年生于美国纽约。188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学位。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获纽约神学院学士学位后来中国任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光绪十四年任该校主任。后任圣约翰大学校长。他自任校长至民国28年(1939年)去职，长达52年。期间，兼文理学院院长，并兼管中学部，除教授英语外，还讲授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课程，同时担任中华基督教育会会长、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员会会长、皇家亚洲学会会长等职。

　　他课余研究中国历史，著有《中国之暴动》、《中国之危机》。光绪三十年，出版《中国历史大纲》、《中国历史概略》。1928年出版《上海简史》。1944年，卜舫济回到纽约。1946年曾再次来华，翌年因心脏衰竭去世。

　　【本书作者简介】

　　石建国，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岛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外交史，韩国独立运动史，基督教教会教育史。

　　圣约翰大学消失，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尽管知道它的人已经不多，但只要稍稍接近中国现代文明序列，它就如一座高大的界碑，背对着古老的中国，指向你所在的当下，以它独特的气质，进入你的记忆，从此难以忘怀。

　　首先带给人强烈印象的，是圣约翰大学的学子。外交界有施肇基、顾维钧，实业界有刘鸿生、刘吉生，教育界有陶行知、陈鹤琴，新闻界有邹韬奋，医学界有颜福庆，经济学界有潘序伦，文学界有林语堂、张爱玲，建筑界有贝津铭，政界有宋子文。都是精英泰斗式的人物。

　　圣约翰曾被誉为“东方哈佛”、“东方剑桥”，在其存在的七十三(1879—1952)年里，它不断地为正在发生剧烈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输送拥有现代知识素养的人才，注入现代化的教育理念，以其自身的发展，参与其中。

　　正值鼎盛时，圣约翰有着当时最健全的大学体制，最先进的管理与教育理念，优良的师资与优秀的毕业生，更是让它声名洋溢，不仅是国内大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领潮者，而且在全世界也引人注目。

　　生于清末，盛于民国，随着中国国立大学与新式私立大学的崛起，逐渐边缘化，在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中被裁撤。这是圣约翰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留下的轨迹。如果没有圣约翰大学，中国在取消科举制之后，可能会步入一条更为艰辛的改革路。“圣约翰模式”，可以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参照。

　　因此有如此一说：中国大学始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始于圣约翰。而圣约翰则与卜舫济这个名字紧密相连，没有卜舫济，就没有圣约翰。从1888年起到1941年转任名誉校长，卜舫济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之久。

　　1 昔日辉煌，久蒙尘埃

　　在中国办学的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贡献颇多。但毕竟他们来自西方，异域的身份必然与中国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相冲突，在热情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中，集体的“排外情绪”，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暗角。

　　卜舫济这个名字，和司徒雷登一样，久蒙尘埃，在历史教科书上，他们曾被定义为外国文化侵略者，随着毛泽东的一句“别了，司徒雷登”，被放逐；在中国教育史上，一般书写者小心翼翼书写他们的贡献，唯恐与民族意识发生冲突。

　　根据现已出版的相关资料，仍很难获得卜舫济具体的生平经历。我们只能在一些回忆录里，见到卜舫济一闪而过的形象。

　　比如在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我的半生》，卜舫济“苦口婆心，劝人为善，仁爱牺牲，以身作则”。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里，“卜先生留长辫，衣华服，矩布规行，俨然一中国绅士。其人态度严肃而诚挚，办事认真不苟”。

　　圣约翰大学最年长的在世学子周有光，在今年3月份出版的回忆录《拾贝集》，录有关于卜舫济片段：

　　“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另有基督教教育史研究学者徐以骅早年翻译的《卜舫济自述》一文可参考。《卜舫济自述》是卜舫济晚年所作，预设读者为西方人士，文章着重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描述分析，也极少涉及私人生活。

　　随着民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很多历史人物，被重新发现、评价、定位，卜舫济也应该是其中一位。他生前留下大量的书信、文章、演讲录，现在都静静躺在上海档案馆，少有人问津。这些资料大多为英语资料，若有人能翻译整理出来，写作一部关于他的完整传记，功莫大焉。

　　石建国所著的《卜舫济传记》，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卜舫济的专著。虽然名为传记，其实更注重梳理卜舫济的教育理念、解析卜舫济所主持的圣约翰大学教育模式的盛衰过程，真正涉及卜舫济个人经历的，着墨并不多。

　　2 去东方，播撒光与真理

　　无论是自述，还是私人信件，卜舫济的写作风格是，与自己有关的生平叙述，只和自己的思考、公共参与结合起来。他是一个公共意识强烈的人，穿透卜舫济精心构筑的思想外壳，去洞悉藏身其中的他本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其思想的外壳，已足够精彩。

　　卜舫济生于富贵之家，父亲是教会高级管理人员，著名书商，母亲乃名门之后。受家庭基督教氛围的影神学，1883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立志做一名传教士，在圣公会纽约总神学院研习三年后，如愿获得神学学士学位。

　　据卜舫济晚年写的自述，他与中国结缘，极为偶然。在纽约研习神学期间，一位华人夫人请卜舫济到其所办的主日学校(星期学校)，教中国洗衣工英语。他勉强答应，却在教学过程中，对神秘的东方大国产生浓厚兴趣，一番研究后，他决定去中国传教。

　　1886年，22岁的卜舫济怀揣“播撒基督教火种”的传教理想，来到中国。轮船抵达黄浦江码头，公共租界的现代楼房、沿江伸展的漂亮外滩、整齐的街道、头裹彩巾的高大巡捕，让他很是惊喜。

　　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这只是外国人的绿洲。

　　1887年，他只身前往嘉定学习当地语言和习俗。晚上忽隐忽现的菜油灯，漆黑的街道，提着空心竹梆和铜锣的打更人，垃圾堆里寻食的野狗，他感觉时光倒退了500年，被放逐到了中世纪。

　　这正是清末中国，繁荣与衰败相接，现代化的生机与古旧气息交融。虔诚而年轻的传教士卜舫济，见得此情此景，责任感油然而生，觉得古老的中国要恢复文明的生机，需要注入西方文明精华，即基督教，而他将身体力行。

　　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坐镇于喧闹声中，用戒尺敲打桌子，让学生鹦鹉学舌似的背诵一段他所学过但不知其意的古文。在卜舫济看来，私塾先生是实行铁腕统治的独裁者，严格记忆训练，是驯化人，而不是培养人。

　　卜舫济在对中国的观察中，确立了在中国践行教育的价值，之后，他把责任感具体化为：为中国培养无私的爱国者与改革者。

　　C04-C05版采写 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