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挺
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十年九相(1989年6月竹下辞职,到1998年7月小渊就任)”、“一年一相(2006年至今)”的“怪现象”呢?
不能否认,内阁说倒就倒,首相说换就换,基本上是符合日本的国民性和政治风土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能够至今发展到并保持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而说首相只不过是个“班长”,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日本战后新宪法,将人事权、解散(众院)权赋予首相,行“指挥监督行政各部”之职。但实际上,除首相作为自卫队的最高司令官,实施对军队的“文官统制”之外,各大臣以及各省厅的权限是很大的。首相动用人事任命权,可以随时罢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大臣,但往往也会危及内阁的存亡。所以,“班长” 实际上的权力和威信就受到很大限制。
野田当选的最大原因是“财大气粗”。这当然不是指他个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财产,而是他得到了日本财界的充分认可。前任菅直人不得不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财界跟他闹翻了。理由一是菅直人提出要使日本“脱却核电”;再就是在增税方面迟迟不明确表态。
野田通财政。当初是鸠山内阁的财务大臣藤井看上了他的能力,拉他做了副大臣。藤井辞职,其实就打算让野田接任,但最终接任的是当时的副首相菅直人。菅直人当上首相,野田才被扶正。
日本的官僚机构——各个省厅——是政治家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政治家被任命为大臣后,其实是几乎孤身一人进入职业官僚的阵营之中。日本行政的运营,实际上就是掌握在组成各省厅的官僚手里的。官僚集团正是精英的集合,他们有着“日本是由我们管理的”之自负,并不把芸芸众“臣”,包括首相,放在眼里。只是官僚不由民选产生,表面上要由民选的政治家来施政,所以,官僚就得给他们提供舞台,导演政客们表演如何管理国家。而如果演员的演技不尽如人意,那就换一个也无妨。所以,一个“明智”的首相(或其他大臣),要想干得长,最主要的往往是如何把自己与官僚的意志调整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点。
目前日本的首要任务是救灾、复兴,其中心问题就是财源。日本、日本人有的是钱,但要使之成为预算的财源,就需要增税。而财务省就是主张借着救灾、复兴,大规模增税的。一年多的副大臣、大臣经历,已经足以使野田成为财务省增税论的“俘虏”了。
但野田上台后如果一意增税,固然可以报答他的老巢财务省,使得对财政预算和国债的压力有所减轻。但如何应对在野党,以至自家民主党内反对增税或大幅度增税的势力,如何把民主党在执政公约中“4年不增税”的承诺取消,又成为大课题。更重要的是,日本历次增税,都要赔掉一届内阁,几成“惯例”。野田是否有一种舍身精神,以自己的“短命内阁”来换取日本财政的“长安久治”,还在未定之天。
野田至今属于“不声不响”的政客。他对历史、外交、防卫等方面的观点,也只能找到只言片语。从倾向上看,确实偏右。他是民主党的“黄埔一期”——右派辈出的“松下政经塾”一期毕业生。观察他的“后辈”,二期的松原仁、八期的前原诚司等典型的右翼、鹰派人物,也可说其“右”并不足为奇。
但现在的国际关系是左中有右,右中有左,非常错综复杂。不是仅仅“左右”可以“两言”以蔽之的。
具体到日本,所谓“左派”、“右派”又有其特殊性。比如,在对美关系上,虽然不管什么人上台,最先都是讲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云云,但实际上,左派往往是联美,依赖美国,至少是不反美。这是因为左派很明白,单靠日本自己的民主势力,不足以抵制国内法西斯思潮死灰复燃。在关键时刻,还是要仰仗美国的压力。
但是,右派,尤其是极右势力,却是从心里反美的:以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目的,以“非战九条”为中心的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美国至今驻军日本,实际上是“占领”的延长,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监视日本;“日美同盟”和“核保护伞”,虽有加强美国远东军事力量的一面,但同时也限制了日本的军备扩张,并防止日本持有核武器;联合国至今把日本作为“敌国”,也是美国政府在暗中作祟……这些都妨碍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在政治、外交、军事上能够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所以,单纯从“左右”看待日本政治和政治家,就很难真正认清日本政治、外交的现实和方向。
再从对华角度来看,政治家当政后,右派不怕被人说成“亲华”,而往往顾忌外交的全面性和平衡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收敛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甚至起到推进双边关系的作用。而左派则是唯恐被戴上“亲华”的帽子,以至影响到自己对国内的施政,反而采取对华强硬的立场。
野田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已经有所收敛。当然,还要听其言观其行。他承继菅直人所剩一年的民主党党首任期。明年9月,能否连任党首,最主要的还要看他在国内救灾、复兴、振兴经济等方面的实绩,而外交从来没有成为过日本选举的焦点。再有,2013年,将是任期4年的众院大选的期限。到那时为止,野田是否能够找到适当的时机,解散众院,实施大选,又是关系到民主党政权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作者为旅日华人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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