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娄底市副市长余明庭等16名干部涉“谭干贤违规提拔案”受到免职、开除党籍或党内警告等处分。原娄底市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局长谭干贤，本是一名从事煤炭买卖的商人，通过假冒身份转干进入公务员队伍，并被违规晋升，现已被开除公职。(9月4日《今日早报》)

　　在历史上，除了少数朝代出于某些需要允许买官，绝大多数时候买官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处于严打之列。尤其是在当今，对干部的任用、晋升等，更是有着诸多严格的规定，因此从理论上讲，买官应该几乎行不通才对。然而，煤炭商人谭干贤一案及近年时有所闻的买官案却告诉我们，“造假买官”大有人在。

　　如果说我们从此案中只看到谭干贤的刻意钻营，以及某些干部的受贿、失职，那就轻视了这个反面教材。谭干贤一案，至少将16名干部拉下了马。也就是说，这些干部在执行制度时，都负有相应的责任。于是，我们很应该反思一个问题——制度在执行层面出现问题，算不算制度自身存在缺漏？

　　我们知道，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本身必须有条文来保障自身的有效执行，这样的制度才能是一个“活”的制度。像谭干贤从煤炭商人混入公务员队伍，并被违规晋升，他能买通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官场之内千目所视、众口悠悠，未被买通的其他制度执行者，难道就听不到、看不到、想不到什么吗？晋升之路关卡重重、程序多多，制度执行的监督者，何以在长达数年之间都没有发现丝毫问题，最终倚仗网友举报才得以着手调查？究其原因，还是制度对所涉及各方的约束力，停留在了纸面上。

　　当制度碰上权力，很容易被权力遮蔽。买官者向权力拥有者送钱换取乌纱帽，其实质就是借用权力来击溃制度。由此观之，许多制度在执行层面不敌权力，不就是制度的最大缺漏么？当权力的运作透明，当权力受到足够的监督，当干部的任用、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引入民意因素，那么，权力就不会令一个地方噤若寒蝉集体沉默，买官的双方就都会明白这一招失去了可操作性。而要做到这一步，寄望于权力拥有者的自我约束是不现实的，还是得靠制度自我完善来达成。

　　每一次买官卖官的过程，就是一次制度被羞辱的过程。对于制度被羞辱，我们与其责怪一些官员凌驾于制度之上，或者埋怨一些人员没按制度办事，倒不如要求制度打好补丁别给他人留下羞辱自己的机会。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