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颜鹏飞

　　问

　　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避谈 “经济增长”，以为强调增长就是“唯GDP至上”。其实，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抛弃经济增长，本质上创新驱动下的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方式。请问，我的看法对吗？能说增长是发展的源泉吗？

　　——人民网网友 霍文杰

　　答：人类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涉及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重大问题。 21世纪是“发展的世纪”。一方面，诸如 “金砖国家”、“VISTA五国”、“灵猫六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经济体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发展理论、发展哲学和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其中，以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关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增长经济学出现融合迹象，正式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之中。

　　在探讨发展与增长、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必须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与增长，是有着明确界定的两个不同概念。经济增长特指社会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一般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促成的社会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变化，如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明确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发展与增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内涵较窄，经济发展内涵较广；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兼具数量概念和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但也有可能出现无发展的增长现象；GDP(国内生产总值)及GNP(国民生产总值)一般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通用尺度，这两个增量指标尤其GDP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同义语或代言词，而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中包括HDI(人类发展指数)、GPI(真实发展指标)、MDP(国内发展指数)、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GNH(国民幸福总值)、绿色GDP等。概括来讲，经济增长即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传承的基础。

　　短缺经济的遭遇让中国人颇为看重GDP总量的增长，这在特定历史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大力推行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的所谓新发展主义、新生产力论或GDP至上主义，从而带来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严重浪费、发展难以为继、民生问题频发等严重后果。新的发展时期，必须彻底抛弃“GDP崇拜”、“GDP情结”、“GDP图腾化”，不以透支资源、环境和未来，不以牺牲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软件(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扶贫等)为代价去追逐GDP。同时，逐步减少“带血的GDP”、低端低技术附加值GDP、“土建GDP”、房地产GDP、泡沫GDP、“黑色GDP”、“重GDP”、仅仅分享“蛋糕碎片”的GDP等。

　　当然，在反对形而上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不应人为割裂发展与增长的联系，过分放大两者的对立，从而片面宣传GDP无用论甚至将GNP戏称为 “垃圾、噪音和污染”(Garbage，Noise，Pollution)。这其实是另一种形而上学观。我们对GDP应该持理性、务实的态度，搞“两点论”，有贬有褒，褒不过度，贬不太损。事实上，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及其相关指标，是一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晴雨表和国际通用的测度指标，是反映一国国力及比较各国经济能力强弱的“灯塔般指标”。没有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增长，发展就是所谓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无米之炊。因此，告别GDP崇拜不是要告别GDP，而是重在弥补这一指标的缺陷和不足，辅之以更为科学、全面和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尤其要创新发展理念，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增长方式，完成从非科学发展向科学发展的历史性转型。

　　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的区分是发展理念的创新。非科学发展又被称之为 “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不带来好运的增长”、“发展陷阱”。它至少有7种“增长困境”，即无就业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望的增长、低头的增长以及失控的增长等。此外，还表现为中等收入“拉美陷阱”，以权力支撑财富的“西班牙幻影”等。

　　而科学发展致力于实现创新型发展、协调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与非依附型发展，着力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这五大问题。具体来讲，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把握以下5个策略：

　　一是促进创新型发展，构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既着眼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涵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念创新。我们必须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从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世界加工厂”或者“OEM(贴牌生产)大国”一类的“躯干型国家”转向“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一类的“大脑型国家”和创新型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有必要从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的大规模移植、引进和模仿层面，进入到着力建构具有中国形态、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新阶段，开展“术语革命”和“话语领导权”变革，实现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

　　二是促进协调型发展，构建经济结构合理、供求均衡，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统筹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经济发展方式，完成从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跨越“量”的过度扩张，实现“质”的战略提升。

　　三是促进绿色型发展，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文明型社会。绿色型发展要求把绿色生产力或者绿色生产方式打造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领先因素”和“始基因素”。

　　四是促进公平与和谐型发展，构建民富国强的全面小康社会。当前，中国正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挑战。这涉及到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 “为谁发展”、“发展成果为谁拥有和享受”等重大问题，必须积极对待。

　　五是促进开放型自主发展，谨防依附型发展，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秘诀在于遵循“发展是硬道理”原则，而这种发展的本质就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来逐步解决或催生解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