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员 沈彬

　　虽然卫生部9月6日同时发布了多部技术指南，但只有《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原因无他，自2007年南京“彭宇案”后，媒体报道过全国多起救助老人反惹上官司的类似事件，公众需要权威部门给一个说法。

　　但显然，卫生部发布的只是医学技术指南：告诉大家不要急于扶起老人，要分不同病情处理，比如有外伤、出血的，应立即止血；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及时清理，保证呼吸通畅。这个医学指南，无法缓解公众对扶助老人的心理纠结、法律焦虑——看到老人倒地，到底该不该救？对此，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发布一个“扶老人法律指南”——厘清救助者、被救助者的法律责任，让行善者吃颗定心丸。

　　“扶老人”的全民危机始于2007年南京法院对“彭宇案”的判决。在“彭宇案”之前，并非没有助人者被诬惹上官司的，但只是个别无良者的个人行为，公众还是相信法律，相信有讲理的地方。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当年南京法院的那个“从常理分析”——如果彭宇没有撞人就不会去救助老太，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民间的救助行为，也把司法裁判变得“不讲理”——原告不需要对侵害事件举证，搞“有罪推定”，破坏公众对公正、善良的价值认同，引发了公众恐慌。诚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弄脏了水源。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彭宇案”之后各地的所谓“救人被诬”案，就会发现，“彭宇案”里荒唐的“有罪推定”几乎没有再现过。

　　比如，2006年山东平阴县摩托车司机王某在220国道救助了村民丁某，反被索赔，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丁某败诉。2009年11月，重庆初二学生万鑫扶起摔倒的老太，反被索赔3万元。一审老太败诉，二审时老太撤诉。最近发生的南通长途司机殷开彬救助老太被诬事件，即便没有摄像证明，也不意味着司机就要吃冤枉官司；相反，还须由老太来举证，车子确实撞倒了她。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些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与“彭宇案”判然有别。比如去年所谓“郑州版彭宇案”——大学生李凯阳不是去“救人”，而是的确与老太发生碰撞，只是警方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再比如最近热议的天津许云鹤案，许对媒体宣称自己“停车救人”，但在法庭上，其承认下车是先看车子有没有蹭到护栏。

　　由此可见，“彭宇案”几乎只是一个孤例。如果法院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向所谓“弱势群体”做有悖法律的妥协，那么救人者被诬反要赔偿巨款的案件，就不会发生。

　　然而，“彭宇案”的负面影响却久久未能消散，相反还得到强化，甚至有家长以此给宝宝进行“法律风险”教育。其中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法至今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消除此案负面影响，让公众对见义勇为“脱敏”。

　　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治。法院判决代表国家公信，是一种极具权威的社会评价，对公众行为有极强的指引作用。即使“彭宇案”只是孤例，但这样的判决只要有一起——有一起还没得到充分纠正——就足以影响公众对行善的风险评估，让善良人被迫选择冷漠。

　　公众需要最高法以明确的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等形式，重申一个简单的道理：“谁主张，谁举证”，不对救助者搞“有罪推定”，行善者不承担自证清白的责任，而是由“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

　　法律应保护善良者。4年前的“彭宇案”模糊了法律的是非观，如今公众特别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个“扶老人法律指南”，以绳愆纠谬，厘清法律，匡扶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