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有罪证据只有排除所有合理化怀疑，形成一条完整不矛盾的证据链，法官发现的法律真实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司法判决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正义。

　　王朝入室抢劫案，因证据存在瑕疵，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重审，司法判决再度回到原点，依旧维持原判决。为平息舆论非议，该案审判长就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答疑。

　　对于影响性案例进行判后答疑，已成为某种不成文的司法惯例，目的在于向社会展现判决逻辑，避免公众对司法产生不信任。就本案而言，5年来的司法轮回夹杂了太多疑问，尤其是侦查中李刚身份的披露，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如今，一次民众期待能够实现正义的司法判决，理当寻求与社会的主动沟通，以消除公众对司法的疑惑。

　　但是，答疑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质疑，回应社会关切，却不是单靠法官个人愿望就能实现的。拨开因李刚的“名人效应”加诸本案的舆情关注，司法要阐释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合理逻辑，就必须首先确立有罪证据的真实可信。

　　王朝抢劫案之所以重审，就是因为证据环节出现纰漏，侦查取证不仅存在诸多违反法定程序之处，证据之间也远未形成严密链条。此次重审，8小时的质证没有出现一条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据，但判决书却采信了控方几乎所有的证据和意见，判决的理由何在，这才是法官答疑的关键。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答疑中还是在判决书中，对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一些疑问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当然，在没有接触完整证据材料前，任何人都不能断定这是一起错案。但是，刑事司法必须恪守证据的判断采信之道，尤其在面对一个人的生死自由时，更需谨记：有罪证据只有排除所有合理化怀疑，形成一条完整不矛盾的证据链，法官发现的法律真实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司法判决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