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如果以行政指标，要求教授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产出成果，以此展示学术政绩，成为“学术红人”的就将是学术运作高手，大批的学术成果，都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

　　9月12日，宁波人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授予今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成为获此奖的中国第一人。在生命科学领域，“拉斯克奖”的重要程度仅次于诺贝尔奖，有诺奖“风向标”之称。据此有舆论称，中国科学家终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既不是院士，甚至没有博士头衔，多年默默无闻的屠呦呦，终于走进了公众视线。

　　对于屠呦呦的获奖，有“诺奖情结”的国人开始憧憬，但内心也充满不安，担心81岁高龄会成为其问鼎诺奖的障碍。而其实，如果真正期待中国学术能登上世界最高峰，就应该从屠呦呦的经历中，反思这种盘算何时能获诺奖的畸形心态，以及围绕各种成果、获奖而推出的各类极具功利色彩的人才、学术计划。

　　屠呦呦的获奖成果，出自上世纪70年代，距今已近40年。而这漫长的获奖过程提醒我们，学术研究需要靠时间沉淀，很多大学领导、学术机构负责人希望在自己1到2个任期内(5~10年)，就看到自己的政令结出硕果，将欲速而不达。

　　在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曾有取得成果一年之后就获奖的奇迹，如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但更多的，则需要时间对成果进行考验。据统计，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获奖者取得成果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7.73岁、41.15岁、42.20岁。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分别为：50.16岁、50.78岁、50.8岁。以此推算，获奖时间离获得成果时间，平均在10年之后。而如果再加上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则从启动该项学术研究到获奖时间，要在15年以上了。

　　15年，相当于我国大学校长的3个任期。这显然是很多大学校长熬不到的。所以，观察国内的学术研究，总体的情况是，推出各种学术计划，要求入选计划者必须在3~5年出成果，同时为了体现“即时政绩”，对教授、学者实施每年一考核，要求每年必须交出多少论文、专利、课题经费，以此兑现工资待遇。在这样的学术管理中，几乎每所大学校长，都可以拿出一组光鲜的数据，表明在自己的任上，论文增长多少、专利增长多少、经费增长多少。这不仅发生在大学校长身上，整个国家的学术管理，也有这种趋势。学术研究在利益的驱动下，进入高速运作的快车道，而学术的品质则严重受损。

　　很显然，有关部门并没有深入反思这背后的问题，依旧采取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组织重大科研攻关，选拔重点人才进行重点关注重点培养，期望在短时间内，就取得突破性、跨越式学术发展。由于其基本思路就违背学术研究规律，所以，伴随国家研发经费的持续增长，学术管理秩序却更为混乱，学者们的精力被耗费在填表格申请项目、计划，参加会议汇报项目、计划，以及包装项目、计划之中。有调查显示，我国科研经费只有40%用到真正的学术研究之中，研究人员平均一年有30%的精力能安心做学术研究，已经十分奢侈了。

　　这就是学术管理必须去行政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以行政指标，要求教授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产出成果，以此展示学术政绩，成为“学术红人”的就将是学术运作高手，大批的学术成果，都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