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半个多月以来，各界纷纷建言献策(《人民日报》近期报道)。这种氛围体现了时代进步。

　　针对沉默权未能写入“草案”，全程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正工作的陈光中教授透露，“实务部门都反对”。理由在于，“规定沉默权不太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沉默权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

　　早在15年前刑事诉讼法大修时，围绕沉默权是否应入法就有一场激烈的争议。只不过，争议仅发生在有幸参与修法的一些法学家与实务部门代表之间。而今时已非同往日，闭门立法已不合时宜，立法博弈时代悄然到来。立法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立法博弈程序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参与立法需求存在较大距离，媒体就成了立法博弈的前沿阵地。

　　不难看出，最近不管是从网络舆情还是从平面媒体上观察，支持沉默权入法的声音占了绝对优势。尤其是律师界反应强烈，撰文为沉默权的入法鼓与呼。一些学者也纷纷唱和，认为沉默权入法并不超前。

　　而对沉默权入法持反对意见的实务部门，似乎并未在媒体或网络上公开表述过自己的观点。我们至今仍只能透过参与立法者的介绍，才间接知道了实务部门的态度。

　　实务部门的沉默，折射了立法博弈平台的微妙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刑诉法修正(草案)，较之以前的闭门立法，已是一大进步。但进一步说，这种开门吸纳民意，仍停留在立法机关单方征求民意上。博弈的利益各方缺乏一个共同平台，立法辩论程序更是付之阙如。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奇特场景：实务部门仍在透过系统内的渠道发挥立法影响力，民众却更多透过传媒喊话。一个立足于案件侦破，一个立足于理念接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不争论，互不回应，也没有交集。

　　这种奇特的“立法博弈”之下，有可能出现法律条文间的逻辑断裂。当立法机关受到实务部门的影响时，既有条款可能得以保留；当立法机关积极回应民意呼声时，新条款也可能得到认可并写入。比如，草案一方面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另一方面又坚持了现有规定“嫌犯应如实回答”。“如实回答”也就表明了嫌疑人并无沉默权，一旦如实回答又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自证其罪”。

　　解决这种矛盾，首在立法机关正确认识谁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实务部门是立法博弈的相关方之一，但并不是立法的主体。刑事诉讼法是基于多数民意的限权之法。实现了这一点，才合乎立法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