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林小明

　　2002年，湖北襄阳人张文华因在宜昌多次犯下抢劫罪被执行死刑。从被抓到被枪决，他一直冒用表哥唐建敏的名字。9年后，真相浮出水面，却牵扯出喊冤10年的徐浩：张文华此前曾在襄阳犯下谋杀罪，在逃跑前主动举报称与同乡徐浩伙同作案，在没直接证据情况下，徐浩被判死缓。

　　这样的谜案远胜过电影《罗生门》，现实剧情会让很多天才编剧汗颜。我们无意指责制度设计上的瑕疵，但在这看似荒诞不经的事件中，存在太多非制度性遗憾。而违背常理的限期破案和政绩考核标准，毫无疑问地充当了不光彩角色。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现实指标和考核标准，还真实地存在着。因此，可以预见，倘若不革除积弊，类似荒唐事还将出现。而过往的诸多案例，比如佘祥林案以及此类案子，提醒我们这样荒诞的事，这些年从未绝迹，对司法公平与社会正义的损害，也从未绝迹。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健全制度并严格按程序从事，避免类似的伤害和遗憾。

　　“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这句带有戏谑性的常见台词，其实更深层次地说明了，不公正个案带给当事人的无尽伤痛。“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尽管现实不可能非白即黑，但做错了就得接受应有惩罚。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案件，可能会朝着常见的由临时工戴罪的方向演变。谜案有时并非就是无解的谜语，统观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能够让人信服的就是，这是一起葫芦官判出的葫芦案。太多明显存在的程序瑕疵，以及没能贯彻的“疑罪从无”原则，只能说明在畸形的考核标准高压下，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下，监管机制与程序形同虚设。

　　上周末举行的司法考试，据说各地参考人数都达到新高，这除了说明人们法律意识有所加强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纠偏式补偿，因为此前很多基础司法人员素养一直不高。倘若说这起案件是由于技术性操作失误所致，则无疑打了很多地方司法现状一记耳光，知法懂法且对法律具有敬畏心的执法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