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时言平

　　昨日14时许，上海地铁10号线老西门站发生列车追尾事故。灾难发生的原因是因信号故障采用人工调度致列车追尾。截止到评论发稿，虽尚未有人员死亡的报告，但已有260人在这场事故中受伤。

　　灾难既然已经发生，有效救治和信息透明，理应成为事故处理的标准程序，这是对伤者最起码的尊重和对民众最起码的交代。只有正视损失和重视原因，由此刺痛的公共心灵才能得到更好的抚慰。毕竟，每一起公共安全事件，都是公共生活难以承受的重量和痛感。

　　好的公共生活，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安全。也就是搭乘公交的时候可以免于自燃的恐惧，搭乘火车的时候可以免于出轨的恐惧，搭乘地铁可以免于追尾的恐惧，乘坐扶梯可以免于逆行的恐惧……生命至上，免于伤害和死亡，是公共治理最起码的准则。近些年来，各种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悲剧，已经让民众普遍感受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危机四伏。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公共服务主体应该着重反思的，这也是最起码的行政伦理。

　　灾难不断发生，公众的忧患意识要远甚于公共治理者们。也恰恰如此，尽管各种公共安全事故警报长鸣，却避免不了上海地铁追尾事故的发生。

　　而实际上，这场地铁追尾事故，本是一场可以避免发生的灾难。就在两个月前，同样是上海地铁10号线，同样是信号故障，一列满载乘客、本应开往航中路方向的上海地铁10号线列车，反常地朝虹桥火车站方向开出。这次“列车惊魂”，曾引发民众的惊惧和反思，是个重要的预警。但两月后追尾事故发生，说明这一预警并未引起治理者足够的重视。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排除，灾难迟早会再次降临，一次侥幸不能次次侥幸，如此简单的道理要以200多名乘客的伤痛来阐释，代价也未免太过沉重。

　　车厢里的斑斑血迹，凝结成民众对公共安全深重的忧虑；变形扭曲的车厢，折射出公共治理理念的失偏。也许，事故的陈述又会提及到诸如技术难题、时间仓促等理由，但是在每一条鲜活的生命面前，这些都是空洞苍白的借口。如果不能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作为至上的准则，那么生命难免成为利益博弈的砝码。缺少对生命最起码的尊敬，公共治理中对民众缺乏足够的虔诚和耐心，尽管有过明显的预警，这场本该避免的灾难还是发生了。

　　过多的言说恐很难融化公共治理者内心的坚冰，逝去的生命和淋漓的鲜血也似乎无法刺痛其坚硬的心灵。或许，只有凌厉的问责和强硬的制度，才能让公共治理者正视职责、敬重生命。既然这是场本不该发生的灾难，那么失职失察者就没有理由不受到惩罚。或许，只有切肤之痛，治理者才会把公共安全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