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  甘均先

　　孙中山一生十分重视外交活动，他曾一度认为革命是否能够成功，要么靠武力，要么靠外交。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和支配的时代背景下，要进行一场推翻清王朝、推翻袁世凯统治的革命，不开展外交活动是不行的，于是主动与诸列强交手。

　　孙中山外交思想的主旋律是以主权、发展、平等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外交。首先是重视主权：孙中山认为一个现代国家首先体现在国际上的主权独立与国内的主权在民。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为了使西方列强承认中华民国而积极奔走，并努力寻求英法等国对新生国家的财政支助。

　　其二，开放经济：孙中山认为日本强国之成功是外交上“开放主义”的成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希望引进外国资本来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当然，他也强调，外国资本的引入不能牺牲中国的主权。孙中山的“引进外资”是一种主动利用外国资本发展自身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保守的“外资恐惧症”，显示出远见卓识。

　　其三，争取平等：当英法等四国提出以获得“财政监督权”为条件的政治贷款来支持中华民国时，孙中山不赞成签订这样的条约。当他争取日本支持反袁时，也希望日本跟中国修改以前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其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在确立联俄的外交政策之后，孙中山的外交目标从“修改不平等条约”发展为“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孙中山的外交理念及其实践并不顺利，经历了一个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抱有很深的幻想，不但在言词上避免刺激西方，而且希望以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承认。由于日本是孙中山发起革命的地方，孙中山一直主张“联日救国”，甚至在1916年革命处于低潮时，提出过以出让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换取日本支持革命军。

　　在屡遭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冷落之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并不是真正愿意帮助中国革命。绝望中的孙中山看到了苏俄革命的胜利，晚年的孙中山思想起了质的变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幻想，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中首次写入“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以免除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并随后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外交转型，既超越了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投降外交，也超越了晚清洋务派的妥协外交，从而为辛亥革命与中国的外交实践写下不朽篇章。他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一些看法直至今天仍不为过时。孙中山很早就提出太平洋将成为世界中心以及海权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他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写道：“海权之争，由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盖太平洋之中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作为一个世纪前领导中国那场宏伟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外交转型理当引起国人更多的研究和反思。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崛起之路的孤独，也预言了中国重回世界中心的必然。▲(作者分别是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和国际政治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