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岁在辛亥。

　　这一年，蒋翊武等人将“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这不是一次风花雪月温情脉脉的聚会，文学的幌子下，是革命的潮流。此时的主角，在这一年还有更重要的戏码。

　　这一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尽管碧血黄沙，孙文囿于广东一省的举事屡战屡挫。革命的主张貌似趋于边缘孤立。而半年之后，一切价值重估。

　　这一年，四川保路。清廷的国有化，罔顾契约，与民绅争利，遭遇反弹，惟知以枪杆子弹压，然则愈压愈弹。若无巴蜀之变，革命破局必当延后数年。

　　这一年，武昌首义成功。南方诸省纷纷独立，半壁河山易帜。南北对峙，边打边谈，终促帝制终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七十年顿挫彷徨，至此闯出一个新方向。只是这个新方向，当时便有人视为洪水猛兽。

　　如果没有后来事，一时一地的风云，只会掀起漫天迷雾。对时代下一个定义，给历史出一个答案，都显得无比艰难。

　　这一年，局势丕变，疾风暴雨，快马加鞭。历史驶入了快车道，拖拖拉拉的半吊子宫廷改革彻底输牌，毫无诚意的假惺惺政治承诺也完全破产。

　　这一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延至华夏。民主、宪政、约法、权利、制衡、自治……崭新的话语下有崭新的命运。

　　这一年，风雷激荡，明争暗斗，激烈交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支力量厉兵秣马，各种主义跃跃欲试。欲望与理想交织，旧时代与新格局相叠。

　　辛亥岁末，清帝退位，诏书有云：“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而亲拟诏书文本的张謇，却在日记里写道：“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果真来日正难！缔造民国实属不易，建设民国更是难上加难。

　　爱新觉罗氏被赶下了龙椅，袁氏却又迫不及待想重新坐上。内有杨度献策：“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外请古德诺助威：“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

　　中央权威，政党轮替、社会秩序、元首更迭，军队归属。种种问题喷涌而出，政治框架无力解决，只有诉诸武力相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北伐统一。轮到国民党建设民国，独裁之性质，无容争辩。甚至直言：“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想国人不敢想，为众人不可为，从君主走向民主，首先是为中国的连绵历史划下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是三千年来“朕即国家”的反民主大传统；在分水岭之后，又绵延三、四十年蒋氏大权独揽的伪民主小传统。恰恰是在这样的两段历史当中，辛亥革命关于造共和赋民权的理想与热望，才尤显真切与赤诚，才尤显珍贵与高度。

　　1851年，是另一个辛亥。其时的中国，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继而席卷江南，掀起了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以拜上帝教为动员资源、宣称要建立人人平等之地上天国的农民起义，却迅速迷失在了争权内讧与奢靡腐朽之中。比之其敌手清朝廷，太平天国还建构出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个人崇拜与等级制度。这是一场未曾走出历史循环的抗争。

　　辛亥！辛亥！60年未必成为一个周期，100年也只怕不足以作终极总结。

　　但两岸多有共鸣者，那些对伟大民族复兴有信心、对现代文明存信仰的基因，看似脆弱，却蓬勃向上，顽强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