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谈论民权、民生，较前辈先贤又多了许多自信和从容，因为不断进步的社会为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唯有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保障人民的权利，才是对革命的最好纪念。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一百年前的今天，武昌新军工兵营里的革命党人仓促起义，在凌乱的枪声中，中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武昌起义不久，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就结束了。让人屈膝下跪磕头如仪的礼数没了，晃荡在男人脑后的大辫子也没了，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但是，接踵而来的残酷现实让新生的理想屡屡碰壁。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只是赶跑了皇帝”的中国与现代国家仍然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以至于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感叹“乱象甚于前清”。

　　虽然这场革命是不彻底的，但仍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毕竟一场持续不足百日的革命冲击和涤荡了两千多年的陈腐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自由平等渐入人心，已经觉醒的中国与腐朽体制决绝地划清了界限，使得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没有偏离大方向，更无后退的可能。打破了对皇帝的信仰，不啻于一场思想解放，以共和取代帝制，中国的历史性进步由此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旧任重道远。在过去的300年，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人口不足10亿，而在未来的100年，中国有近15亿人口面临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标，其难度并不亚于一场摧毁旧制度的革命。因为，制度革命只是为了打破一个旧世界，可以在旦夕之间仓促起事，而建设一个新社会则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漫长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者仿效西方国家，提出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制度设计，前景不可谓不美妙，但是封建专制的阴魂总是驱之不散，这并非中国人天生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当时的民主土壤过于贫瘠。社会的进步，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变革就能一蹴而就的，它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没有社会整体的进步，政治的变革就是无本之木，更谈不上开花结果。而社会的进步又离不开进步的社会管理方法。社会管理千头万绪，保障人民的权利无疑是根本。人民言论有自由，就有勇气揭露官僚作风和政治腐败；人民的财产权利有保障，强征强拆就不敢肆无忌惮……

　　毋庸置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在致力于人的发展，今天的社会与一百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日渐注重社会的平等、环境的保护等体现公民责任的行为。这在一百年前那个刚刚开始剪辫易服的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社会的细胞是有活力的，那么社会的肌体自然也是健康的。

　　无论多么伟大的革命，总是有破坏性的，革命也不是一个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革命只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谈论民权、民生，较前辈先贤又多了许多自信和从容，因为不断进步的社会为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唯有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保障人民的权利，才是对革命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