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 

　　做历史的人常道：“历史不可假设。”但在研究中总不免运用假设，激发想象和演绎，增强对人类社会复杂、错综的历史过程的感知、认识和阐释，因为历史学不单单是文献材料的整理和概括。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我在思忖：假设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历史会怎样？ 

　　作为革命，辛亥如何与众不同

　　自共和肇始，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和定位长期由国、共的主流舆论主导。在大陆“文革”之后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启蒙运动中，噩梦醒来的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诸多历史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者的探索与他们自身所处的变动着的社会现状难以割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士风民气在“九十年代”丕然一变：热忱归于沉寂，贲张遁入颓废。小说《废都》问世，撩起关于知识精英“堕落”的诘问；我的一位导师也曾几载沉浸于易卦问乾坤。曾作为“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精神导师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在1995年出版了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盘点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从他们的切身经历出发对“现代意识”进行了历史反思。 

　　其实，惊涛骇浪的“革命”何止这百年，且不说作为新中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所讨论的史不绝书的“农民革命”，1840年以来被洋炮“轰出中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起义以至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都曾被冠诸“革命”名号。那么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 

　　辛亥带来顽韧民族精神

　　大约十年前，笔者在海外观看了42集的抗战文献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入大学历史系，自以为科班出身，在“历史知识”上有自负的本钱；何况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宽松的思想和学术气氛使得课堂和出版物所展现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有在正面战场上惨烈的浴血牺牲，还有他们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但《一寸山河一寸血》以对当年将士访问的口述纪实为素材，每一集带给观众的都是灵魂的震撼。屏幕上端坐着的101岁高龄的薛岳将军，已经口不能言，但他手持“精忠报国”条幅的场景怎不令人动容！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骄傲！ 

　　二战初期，经济工业化、军队机械化的法国只一个月就败降于德国，然而同时期的中国，经济远为落后、破败，各色武装割据、纷争，竟在几乎没有稳定和有力外援的条件下独自坚持了四年多，并在珍珠港事件后与盟国一起最终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无论硬件和软件(包括勇敢度)都远逊对手，怎么办？我们的先辈是拿十几条命来换一条日寇的命。 

　　看看二战中哪个战场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将军和军官像普通战士一样冲锋甚至拼刺刀，两百多名殉国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大都是迎着子弹向前轰然倒地的。笔者真切地感受、领悟到一种蓬勃、顽韧的民族精神。这在辛亥之前没有出现过。 

　　诚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岳飞、文天祥、陆秀夫、于谦、袁崇焕、史可法、张煌言这样御外侮、斗奸佞的民族脊梁，传承着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和华夏文化血脉，但何以解释中原王朝，尤其是北部，数度受辱或败亡于人口与文明程度远远不及自己的少数族？经历明清之际亡国之变的士大夫痛定思痛，不少鞭辟入里的议论似乎逾出了一治一乱、五德轮回的旧框框。顾炎武区分了“易姓改号”之“亡国”与灭种灭文之“亡天下”。黄宗羲则直指专制主义的症结：“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 

　　辛亥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

　　近代中国屡遭列强欺凌而民气不振的血的警示，又一次迫使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改良派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认识到居住在偌大中国土地的人们之所以不“爱国”，彼此之间也不闻不问，其渊薮是“家天下”。所以，他主张：“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他后来在新世纪之初阐扬“新民”说，呼吁塑造有自由个性、具独立人格、结合权利和义务的国民。革命家孙中山也认为，普通民众的国家意识贫乏，缘于只是纳粮、服役，却不被允许说三道四，因此不在意谁当皇帝；而民主共和革命旨在将国家的权力赋予人民。 

　　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筹组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集合新兴力量，砥砺士气。有人告御状：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但光绪皇帝的回应是：“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其襟怀和见识超越了本朝、本族、本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藩篱乃至两千年来的帝王思维范式，而且足以让后来的当权者汗颜。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整个中国、东亚甚或世界应当是另一个样子。可是这个“假如”没能变成现实。两年后，唐才常等人的自立军起事，虽然以“勤王”为旗帜，但也清楚表明：“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而是要“保全中国自立主权”。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内部的顽固势力也不得不同意进行改革。尽管在这迟来的“立宪”剧目中，“新政”是切切实实的“真改革”，但却因其维系满清统治的目的性而变形走样为“假维新”。就此而言，对大多数革命者来说，暴力流血革命乃不得已而为之。针对所谓“民智未开”、“民生”落后的“国情论”，章太炎喝道：“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最近，刘再复在说明写作《告别革命》的初衷时辩白：“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这“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是适用于辛亥革命的。 

　　民主共和以彻底的方式将中国推出了王朝循环的窠臼。鸦片战争以来的欧风美雨不仅见证了坚炮利舰、声光化电的威力，也舶来了近代的民族和民权思想，其中民族-国家的理念成了几代“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救亡图强的圭臬。从章太炎倡立黄帝纪年、确立共同民族祖先，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蓝图，再到宋教仁为之喋血的现代政党政治体制，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辛亥之前、之后的一个美丽的梦想。 

　　所以，辛亥年结束的不只是一姓王朝，或是一个异族统治，也是从法理上结束了帝制，一度迎来了人权平等的新纪元，纵然之后专制主义以其他形态再生，甚至极权主义肆行。今天，当我们正视民国鼎立后旧事，会有一种蓦然回首的发现：我们“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管是多么孱弱，多么多灾多舛，多么不尽如人意，她的优秀子女依然在为了她的生存、生长努力着。 

　　没有辛亥，就没有共和民主的新民族精神

　　那是一个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在民主共和的国体、政体下，每个人都有权代表自己，而不是无言地一味被代表，所以对国家自然产生直接的责任和义务。陈丹青以“赳赳民国”形容那时候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范儿”：他们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他们快意恩仇，堂堂正正，顶天立地。 

　　既然不再是群氓、机器、奴才，顾炎武所期盼的、原本只有少数人所能践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理想就有了普遍可行性的现实语境。吴贻芳校长这样诠解金陵女大的校训“厚生”：当把自己奉献给他人和社会时，个体的生命就丰实了。而在耄耋之年以一己之躯与恶势力对搏的“中国德蕾莎”高耀洁医生回忆幼时生活时谈道：父亲非但没有重男轻女，而且要求我们首先“爱国”，这才是“大家闺秀”！ 

　　新生民族国家遭遇的内忧外患愈发激扬起她的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张灵甫、邱清泉分别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肄业，投身黄埔，肩负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使命。笔者的一位姨丈即是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战热潮里中断学业，空投到印度加入新一军。这支英雄部队军歌中有这样的句子：“道德要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张。谁给我们饷，百姓脂膏公家粮……爱国国必强，爱民民自康。为民保障，为国栋梁，即为本军光。”当时风靡的《知识青年从军歌》更洋溢出豪迈气概和献身精神：“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在个性伸张中，民族精神在壮大；在民族精神弘扬中，个体价值在升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东亚病夫”，九一八事变后成了“国际孤儿”，然而爱她的儿女们不屈不挠，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杀身成仁，终使祖国母亲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记得十余年前看到一期《老照片》杂志扉页上的旧照：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意气风发地用地道日语向投降的日军训话，不禁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而日本军官仍被允许佩刀，映衬出我们留给失败者尊严的泱泱风度。这就是辛亥带来的民族国家的含义，这就是根植在古老文明土地上新的民族精神！ 

　　没有辛亥革命，笔者不敢设想中国在二战中的结局。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太多值得“假设”的命题，有太多无垠的遗憾。但历史的进程终究没法假设。光阴荏苒，风吹雨打，阴差阳错。历史学者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情感左右，但历史无情人有情，又往往掩没不下不得不面对无情历史时的怅惘和无奈。以下引录黄兴词《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作为这篇纪念辛亥文章的结语，借以祭奠先烈和那曾经的民族精神：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香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