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申请公开“副部长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负责联系的单位”等信息遭拒，而将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和教育部告上法庭的清华女研究生李燕，近日对媒体表示，因为目前三部委都向她公开了相关的政府信息，诉讼已无意义，她决定撤诉。

　　面对这一结果，媒体报道说李燕“很欣慰”。这大概是真的，小女子毕竟是在与三个部委较真。但从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的对所在学校承受的“负面的压力”的担心，及其“感到很累”的情绪中，未尝不可以读出一种欲言又止的东西。

　　抛开李燕个人不说，坦率地讲，在这样一个结果面前，公众只能是既意外又失望。其故在于李燕提起行政诉讼之初，舆论和公众本有热烈的期待。

　　这种期待缘于对李燕这样的新生代公民所寄予的厚望，也缘于对信息公开前景的信心，而更切近的理由，则是在李燕提起诉讼前夕，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表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5类案件，法院应该受理；如果公民认为政府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准确要求更正被拒的案件，法院应该受理。公众乐观地认定，李燕的诉讼正好给了激活最高法新规的一个良机，而通过司法的介入，经由这一个案，信息公开必将走向制度化的坦途。

　　如今这些期待几乎均告落空。三部委向李燕公开了相关的政府信息，作为公民个体的愿望得到了部分满足，但信息公开不能不说仍在原地踏步，因为不仅选择性公开不是公开，向特定对象公开仍然有悖于信息公开的价值。副部长分工不过是政府部门的基本信息，尚需公民提起诉讼、媒体广泛关注之后才能获取，如果以后李燕还需另外一些信息，是不是还要照此办理？其他公民要从政府部门那儿得到一些信息，是否也要先学着李燕，准备打一场官司？

　　很难理解在最高法的新规面前，法院对李燕的这起诉讼为什么迟迟不予立案。按照普通的思维，司法裁断才最具权威，而这种权威对一直徘徊不前的信息公开工作当有一锤定音之效。司法部门主动放弃这个机会，实令人困惑。据李燕自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电话中通知称，“由于事关重大，是否立案还要继续研究，推后立案通知日期。”这一理由未免太奇怪了一点，越是事关重大，不是越需要司法的权威发挥作用吗？李燕撤诉说“诉讼再没有意义”，其实应该修正一下，不是诉讼再没有意义，而是始终不予立案的诉讼再没有意义。

　　当初李燕提起诉讼，媒体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呼吁“用锱铢必较精神冲破信息公开的壁垒”。现在看来，公民锱铢必较的精神一旦持之以恒，的确可以冲破信息公开的壁垒，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壁垒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才有冲破之可能，如果其若有若无，似显还隐，等同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公民再锱铢必较，都只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信息公开如何避免陷入“无物之阵”，至少要让公众有力可使，这是一个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