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

　　又见矿难，又见瞒报。这次的矿难发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的金地煤矿，在10月11日发生的透水事故中，当班的24名矿工有13人被困。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故，矿方却隐瞒未报。

　　矿难之后，时间就是生命，每分每秒都可能是生与死的分界线，这是常识。如今虽然专业救援队已经在现场展开施救，但浪费的宝贵时间已经无法追回。瞒报浪费了黄金救援时间，等于是间接害死人，说其草菅人命，并不过分。

　　瞒报之常见，现在已经几乎等同于矿难之常见。更惊人的是，如今瞒报者不仅有害怕见光死的黑煤矿矿主，而且有合法煤矿的矿主乃至国有煤矿的主事者，即如这次发生事故的金地煤矿，即为证照齐全的个体煤矿。更有甚者，连个别地方的煤矿监管机构乃至地方主要领导，都成了瞒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比如2001年曾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瞒报事件中，策划瞒报导致矿难消息被封锁半月之久的，就是时任南丹县委书记的万瑞忠。

　　瞒报矿难的新闻，近年来可谓不绝于耳，数据显示，仅2006年，国家安监总局接到举报查实的矿难瞒报事故就有89起。这还仅仅是查实的。相对于这么多被瞒报的矿难，相对于那么多无声无息消失的矿工兄弟，网上能够搜索到的瞒报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新闻，却是寥寥，平均下来连一年一条都不到。数据上的巨大反差，说明了责任追究与矿难瞒报不成比例的残酷现实。即便是少数有了责任追究的瞒报事件，处理也如隔靴搔痒。即如今年的黑龙江七台河矿难瞒报事件中，参与瞒报的副区长，仅仅是被免职了事。但谁都知道，免职是官员正常的任免程序，并非责任追究的方式之一。虽然也有官员因瞒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数量少得可怜，无法对官员们形成稳定的震慑力。相反，在瞒报背后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怀着侥幸心理先压下来再说，才是他们的惯常选择。何况，即便最后穿帮，只要事情没闹大，所谓的处理，很有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免职”而已。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习惯于瞒报，同样精于利益计算的那些矿主，当然会学着领导先压下来再说，即便最终被曝光了，最惯常的处理无非也就是罚点钱了事。这对不缺钱的矿老板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正是在“收益大成本低”的心理定势下，瞒报才会成为一些矿主和监管者几乎下意识的举动。要想断掉瞒报的根，强化监管是一方面，但治本之策则是大幅提高瞒报的成本，追究瞒报责任更应该有连续性，而非根据舆论影响大小时而免职时而判刑。如此，才能对意图瞒报者造成不可避免的震慑力——如公职人员参与瞒报一旦查实，即以渎职和滥用职权罪追究刑责；矿主瞒报，则以涉嫌过失杀人(过失致人死亡，包括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追究刑责，而非毛毛雨式的罚款。除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