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10月13日，在佛山黄岐，一面包车将2岁女童撞倒碾压后逃逸，路人无人伸援手，接着第二辆车也从女童身上碾过。18个路人经过，都没救援或报警，直到一名拾荒者发现后将她扶起，呼喊救人。至今，女童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冷漠，刺痛了人心。在惨案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痛感、悲悯心匮乏，仿佛“人性方向盘”失灵的推土机，横冲直撞，尽情碾压着道德伦理的底线。

　　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女童被碾，路人旁观”的悲情场面，不啻为“冷漠流行症”的再度发作。车辆两度碾压，18人无一搭救，冰冷的看客姿态，印证着道德底线下移的喟叹。

　　若按“人心向善”的道德想象，女童被撞，肇事者当迅即救人，稍减良心上的负罪感，路人也当积极伸手相助。

　　然而，一切都被反转过来了：司机逃了，路人视若无睹，“敬畏生命”俨然是纸上空谈，少管闲事式的明哲保身，才被奉若信条。对善美信念的放弃，构成了人心的暗区。于是乎，幼小生命，差点毁于车轮下，抑或被集体冷漠葬送，失去了尊严——幸而，拾荒者打破了辛酸局面，慷慨施救，以朴素的悲悯情怀挽住气若游丝的生机。

　　个体境遇，总是世态的微观映射。女童的突遭劫难，投射了人际关怀的冷暖。不堪想象，当她劫后余生，又怎样遗忘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她对社会的体认，会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他们未尝就不懂，没有人是座孤岛，相互搀扶才能同舟共济；“乐于助人”是传统的人伦美德，漠视生命，会让良知溃散。或许换个语境，他们也会痛斥“铁石心肠”，呼吁人性回归。可一旦轮到自己做“路人甲”，他们就打起酱油，从“审丑”向“示丑”自然地角色切换，原因何在？

　　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你看，“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行善成本，不应是冷漠的通行证。

　　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修女特蕾莎说：“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国人的冷漠是如何铸就的》一文中，将审丑麻木视作一种“轻度罪恶”。正是冷漠、歧视等庸常之恶，衍生出信任割裂。消解沉疴，需要人性规约的拾级而上：道德令，被人们视作底线性的信仰。“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托尔斯泰如是说。打破“流沙格局”，构筑人际关怀，需要价值秩序的重新梳理——在社会储藏室里，多放置些“人本关怀”。人性复苏了，道德方能走进“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