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

　　□陈杰人

　　这是一个让人既心酸不已又无可奈何的悲剧———两岁小女童悦悦在马路上被两车先后碾过，目睹此事的18名路人和途经车辆，不约而同选择了冷漠以对见死不救。最后伸出援手的是一位捡垃圾的阿姨，可惜为时已晚，小悦悦已近生命的悬崖。《羊城晚报》在报道此事时悲愤地发问：那位世俗中被视为最底层的捡垃圾者，却以她的实际行动成了最可敬的人，这，是不是给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一个绝佳的讽刺？

　　其实，这何止是一次讽刺，更是一次活生生的社会控诉。那么多的路人对小悦悦不约而同冷血，实际上已证明，这个社会至少在特定场景和特定时间里，许多人已经认可了甚至实践着冷冰冰的人际规则。

　　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意谴责那些冷血的见死不救者，因为我知道，这虽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但若仅仅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违反道德者，而不去探寻社会普遍违反道德的根源，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事情更加复杂化。

　　由小悦悦的遭遇回溯，有许多经典的事件或典型现象：南京彭宇案以及后来发生于天津的许云鹤案，以蛮不讲理的司法逻辑对道德的粗暴否定，给这个社会本已脆弱的温情纽带无情地切过最后一刀；以三鹿奶粉、地沟油、苏丹红等系列丑闻为代表的、此起彼伏于中国各地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则宣告了遍及全国的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秩序之间关系的普遍失信；以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谎话连篇、无视常识的弱智举动以及公然的腐败为代表的政府官员道德沦丧，则给了社会以颠覆性的纲常伦理示范。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以一种毫无顾忌、毫无廉耻的态度，在推进着极端私利主义的盛行。可以说，这一系列反复的秩序重构现象，已经让这个传统文明社会显露了严重的“礼崩乐坏”局面。

　　全球很多国家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制，更需要高尚的纲常和伦理秩序。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努力普及法治理念，一方面却在破坏伦理秩序。有多少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作为无形的道义准则，哪怕再完备的法治，也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缺失，源于利益的过度强调，更源于自然的正义和基本的伦理被实质上否定。在当今社会，我们没有必要指责任何人见死不救，甚至，指责者本人一旦遇到类似的场景，也很可能再次见死不救。搭救路人是一种道德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先问问，这个社会还有道德义务吗？

　　孩提时候我生活在农村，记得某次一位乡邻家房子着火，大家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帮着救火，其中有一位是失火者的近邻，他们两家有隙已久。我不解地问父亲：仇家为什么也会去帮忙救火呢？父亲答道，按照自古以来的规矩，救火是所有人的责任，无论失火者是谁。如果有能力搭救而不帮助，会遭天谴。

　　我至今不相信什么天谴，但是，世界上很多人，包括生活在科技那么发达国度的美国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自然知道天上没有上帝，可他们又宁愿相信上帝的存在并愿意信奉这个明知并不存在的“神”。何哉？心中的道义也。

　　此事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长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做了没良心的事情，会遭报应的。”千百年来，这个朴素的信念，引领着国人的道德自律。可最近几十年来，在功利化的世界观指导下，在极度自私的人际规范中，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信仰沦丧、纲常失范、诚信缺失的扭曲状态，这才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一日之力可以毕其功。一个最为紧要的对策是，社会管理者应当从教育、法治等多方面努力，加强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建；同时，社会管理者本身的遵守道德和法律，坚持清正廉洁，是最好的行动教化。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