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佛山两岁“小悦悦”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无比沉重的符号，法律不能再默然。

　　首先是必要性。当前社会具备转型期社会的普遍缺点：信任缺乏与物质主义。这主要源于“熟人社会”快速步入“陌生人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带给人们空前的物质利益渴求。“陌生人社会”容易走向“冷漠社会”，而过度的物质主义，可能导致礼崩乐坏，人们往往不以平等生命体互视，而是以尔虞我诈的利害关系互相定位。“陌生人社会”和“物质主义”本属过渡型社会形态，但它一旦缺少引导，就有可能令社会良俗陷于泥淖。

　　其次，当现有的道德调整力量，已经不足以引导社会风气从善，甚至纵容“反社会”、“反人性”的恶行时，法律就必须介入，帮残存的道德力量一把。社会化立法过程一再证明这一规律。法律是上升为法律条文的道德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固有的关联，决定在道德沦陷时法律可以大显身手。“小悦悦”事件已经冲破了人类所能拥有的道德和社会底线，唯有法律介入，方可借助法律的引导、教育、惩戒、褒贬等功能，弘扬“见义勇为”美德。

　　第三，“熟人社会”是个“无侵权”社会，而“陌生人社会”是“侵权型社会”，社会契约把人人视为签订了一份“照顾他人”的合同，违反此义务就得承担侵权责任。法律的任务是一方面把“照顾义务”视为侵权法中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一方面厘定“合理人”水平，也确定免责与担责范围。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占道商铺是否没有对行人尽到“照顾义务”，从而侵害了行人在人行道上安全通行的权利？“小悦悦”走上车行道，市政管理机构是否没有尽到“照顾义务”，在可预知的风险面前没有在人行道上设置护栏？行车的司机是否没有尽到“照顾义务”，在低速区和人流密集区，疏忽大意，造成损害行人的事故？而行人是否对“小悦悦”有“照顾义务”，在小孩明显处于危险之时，在可以不妨害自己安全之时，或报警、或紧急救助生命、或在现场做好保护工作？

　　西方国家从商业社会形态出现时，就引入“照顾义务法”，视照顾义务为法定义务，以应对新的社会道德挑战。“照顾”也见于中国道德价值，“邻里守望”就是中国“熟人社会”的核心美德。中国正逐步摆脱小农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化的“商业社会”。从这些视角上看，我们理应推出“照顾义务法”，以建立网格化互助互守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