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戴有两种颜色的领巾，一种是大家都熟悉的红领巾，另一种是形制一模一样颜色却是绿色的领巾。此消息一经报道，旋即引来了舆论的挞伐。当然，像很多声名狼藉的事情一样，“初衷是好的”。他们的老师说了，此举并非有意区分好学生和差学生，“绿领巾的含义，就是告诉他加油努力，下次争取戴上红领巾”。然而，社会不知怎么了，“狗咬吕洞宾”，对人家这番好意硬是不能理解。

　　但报道既然说，那些调皮、学习不好的学生就得戴绿领巾，并且老师要求上学、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则表明绿领巾确是含有一定“羞辱”成分的，而不像他们“绿色充满了活力”的解释那样动听。即便我们认定他们真的不是主观上“有意”，客观上却也“无意”中制造出了“羞辱”的效果，否则，断不至于家长和学生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压力。传统文化中有绿头巾，功能和这个绿领巾差不多，当然是逐渐演变而来，不是一下子规定好的。古人都戴头巾，汉朝时绿头巾乃“贱者所服”，表明身份低下。唐朝的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这就直接表明是羞辱了。戴多少天呢？“随所犯轻重”而定，“日满乃释”，到时候才能摘下来。他这一招很奏效，戴这种头巾的人，“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所以李封在任期间虽然“不捶一人”，但“赋税常先诸县”，政绩斐然，且被时人誉为“奇政”。后来，绿头巾的羞辱成分更进一步，明朝郞瑛《七修类稿》明确指出：“吴人称人妻有淫行者为绿头巾。”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绿帽子。

　　西安这条绿领巾问题的实质，其实并不止于“羞辱”与否，概因为早在2004年，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第二实验小学就已经这么做了——能达到少先队条件的戴红领巾，学习不好、综合素质不高等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戴绿领巾。当时他们就是“师法”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做法，今天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与之完全如出一辙，也是从上述地方得来的“经验”。而殊不知临洮的事情发生后，共青团中央少工部即指出，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相关章程——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团中央随即在全国范围内紧急清查“变色红领巾”(甚至还有一种粉领巾)，以期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覆辙重蹈，要么是对此充耳不闻，要么是根本就懵然无知，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现在，陕西省少工委好像在复述当初团中央的表示，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的规定，他们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少先队标志标识使用情况的清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落笔至此不禁想来个自问自答：团中央的那次彻查杜绝了吗？没有；陕西省少工委这次呢？不敢指望。

　　由绿领巾一事想到我们国家的很多事件，尤其是那些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恶性事件，往往时不时地就会重演一遍。为什么？事件再是惨痛，当时的整顿声音再是震耳欲聋，手段再是严厉，未几也会被后来者遗忘得干干净净，或者，后来者根本不理会前面发生过什么。在这种状况下，谈论所谓吸取教训不是太奢侈了吗？“绿领巾”这只小麻雀，折射出的正是这样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