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同月，南昌市第一医院患方家属与医院保安共100余人互殴，致15人受伤、3辆面包车被毁；5月，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残；1月，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10月1日瞭望新闻周刊)

　　很可惜，以现有的法律机制来处理这类医患纠纷就像在暴雨中撑着把破伞，免不了被雨淋透的悲剧。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足以说明医患之间的矛盾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而这深埋在医患双方的矛盾，随着时间长久的演变，仿佛一座不断汇聚熔岩的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显然，这注定是个藏不住的隐患。

　　不过这类“活火山”自然也非中国独有，甚至从一些历史中也能寻出案例。医患纠纷正如某些疑难杂症一般，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当然这个世界性难题毕竟纯系人为，而人类又系高等生物，在某些方面为了体现其高等，便也与时俱进地制造出这一系列比病毒组织还要复杂的关系网络，所以矛盾往往由此形成。

　　事实上医患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部分医生的渎职与不负责任以及患者家属的冲动固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根源却并不在此。这就像艾滋病的源头未必来自狒狒一样。除了现有法律规定的处理途径(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请卫生部门进行医疗鉴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存在缺陷外，其他的处理途径如人民调解机制亦有不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现有调解机制对医生或者患者单方面存在一种天然的利益倾斜，而另一方则会对这种调解途径保持怀疑。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这当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协调的矛盾，而这矛盾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处理途径的难操作性以及不可行性。

　　但这并不妨碍热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者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从其它一些国家的做法当中获得一些启示。

　　美国医院通常会设立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成员并不局限于医院)专门负责调查医疗失误，日本则在这方面处理时间短赔偿金额高，德国会设立独立的医疗事故调解处，当然就像人无完人一样，他们的办法也同样有着各自的不完善。

　　然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如果有一个独立于医患之外的第三方强制性处理机构，同时高效率运作并有相应的法律援助，那么医患纠纷愈演愈烈这个问题，或许就会像阴霾散尽后天空下的雨一样，有所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