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佛山小悦悦2次被碾18路人不援手事件，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有人建议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10月19日《广州日报》)。

　　我想起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大讨论，即“纽约Kitty案”。1964年3月的一天，凌晨3点，酒吧女经理Kitty在回家的路上被刺死，整个行凶过程持续了半小时，有多达38人听见了她的呼救声，还有人从公寓的窗口目睹她被刺杀的过程，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甚至没人及时报警。事件报道后，跟小悦悦事件一样，许多评论人士、学者等认为，这种“见死不救”是现代城市人冷漠和麻木的表现。也有法学家和法官在考虑，是不是要对见死不救施以重罚。

　　但是，与公众对这38人一边倒的责难不同的是，一位名为约翰·达利的心理学家认为，“见死不救”首先源于一种旁观者效应。按常理，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旁观者越多，受害人得到救助的机会也越多，但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的。当一个旁观者行色匆匆地经过一个路口时，一例交通事故突然发生了，这时候，在旁观者众的情况下，他会预期别人会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于是，他选择继续赶路。这就是旁观者效应。

　　达利将这种现象定义为“责任扩散”(亦有译作“责任泛化”的——编者注)。即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他会意识到他负有100%的救济责任，这种心理责任感会促使他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会报警。但是，当有100个旁观者时，他所负的责任就只有1%，其所承担的心理救济责任就会大大减少。为此，达利还做了社会心理实验，结果发现，对于突发性事件，旁观者人数越多，任何一个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反而减少，反应的时间也更长。

　　2岁的女童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予援手，这看似人情冷淡的结果，但我想，这里面存在的社会心理因素也是值得思考的。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千差万别，他们的行为会自觉以自身的社会角色为出发点。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分析结果虽然令人沮丧，但却也告诉我们，对于普通社会公众的“见死不救”行为，不要轻易挥动“处罚的大棒”。

　　“见死不救”在法理上对应的概念是“不作为”。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行为。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当事人应该负法律责任。因此，应从不作为行为的主体出发，区别对待“见死不救”。

　　第一种，是负特定义务的公职人员，比如警察，他们对公民生命的漠视，本身就是一种赎职，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第二种是不负特定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比如公务员，他们“能救而不救”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公信力，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第三，是专业救助机构如医院、医护人员等，救死扶伤是其天职，他们的“见死不救”行为，也应负法律责任；第四，是普通的社会公众，他们作为旁观者，未能及时施以援手，确实令人感叹世态炎凉，但是，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所分析的结果，他们冷漠的反应往往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因此，通过法律的干预来改变是不现实也不正当的。

　　(广东 萧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