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中国公益慈善组织而言，到底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恐怕身处庙堂与江湖的两类人士将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对于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官方色彩浓厚的机构而言，“郭美美事件”引发的信任风波犹在身旁，不曾远去；对于专注于民间公益的人士来说，无论是“免费午餐”项目还是其他稀稀落落的微公益形式，似乎都普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要想获得质的飞跃，官方与民间，官办机构与民间机构必须形成良性互动这一点将成为根本的动力。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必须趁此跨出实质性的一步，并且在改革进程当中，重新收复已经严重流失的社会信任。

　　11月5日，新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女士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赵白鸽表示，红十字会将深刻反思，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和完善；红十字会的管理链条中必须形成共识：“要赚钱的，你就远离红十字会。”赵副会长这一堪称严厉的声明，似乎表明了危机中的红会走向改革的坚定决心。

　　不过，这位一个月前才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任上调至中国红十字会，到底能否真的实现自己的诺言，或者，换句话说，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红会改革到底能否达到扭转乾坤的效果，这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非但与体制僵化的官办慈善机构大有积重难返之势有关，更与某些官员在喊口号、放卫星上从来都具备炉火纯青之功相连。

　　当然，这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从剑桥大学拿到生物医学博士的新任掌门人，或许因为其早年海外多年的留学经历而给人以更多期待。但是，无论如何，红会在通往改革的途中，都无法避免两道深坎：独立和透明。对于现代社会的公益慈善机构而言，顶着人道、博爱、奉献这样一些光环，在机构上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在运行层面实现透明监督，乃作为该机构聚合信任、持续生存乃至扩大的基本要求。

　　而细观赵白鸽此番的回应，也的确显示出红会改革对于透明这一点的珍视。在赵女士看来，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实现善款接受、支出账目的清晰可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或者不客气地说，在迈入信息社会之后，此举也是红会想要继续获得生存空间的必然做法。对照肇始于微博的一些微公益形式，无论是账目发布的详细程度还是及时程度上，红会都已经远远落后。信息时代，支配了时间就控制了空间，老态龙钟的官办机构如果不能顺应大势，恐怕也只有被遗忘的命运了。

　　除了透明，红会改革的另一重中之重的方向还在于独立。赵白鸽在访谈中这样描述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既不是隶属，也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支持、合作的关系。应该说，这一描述很是正确，但也稍显模糊。事实上，从红会因为“郭美美事件”遭遇信任危机以来进行观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恰恰在于红会自身角色的模糊不清。红会在既有的行政系统中，总体上依然摆脱不了浓厚的政府机构的色彩。但红会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在组织架构上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第三部门。这样一种暧昧不清的角色定位，一旦爆出丑闻，就容易让人们从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高点跌落至腐败、贪污、挪用这样一些不耻行为的低点，两者之间巨大的落差也为民众发出排山倒海式的愤怒与指责提供了动力。

　　因此，红会未来的改革历程中，只有真正解决自身独立性的问题。那么，无论是来自行政系统的政治干预，还是眼下非常盛行的一些私人公司借助行政系统的力量，披着慈善的外衣实质上却干着敛财勾当的行为才可能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