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反遭杨喜利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1小时后才悄悄报警。目前，王娟近乎精神失常，半个月来不吃不喝，还数次试图割腕自杀。(11月8日新华报业网) 　虽然从道德层面来讲，王娟的丈夫杨武应当受到严厉谴责。再严格些，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面对自己的妻子被不法分子毒打和强奸，他竟然躲在杂物间不敢作声。这样的人，还有多少正义感可言，这样的男人，还能给妻儿老小带来什么安全感。

　　然而，仔细想想，却实在不忍心对其进行谴责和痛斥。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者，面对既有公安背景、又有社区组织依靠的联防队员，他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能作怎样的抗争？即便他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妻子、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想，最终的结果，除了也被毒打之外，不会有任何作用。而他的妻子，也极有可能继续遭到毒打和强奸。除非他能象邓玉娇那样“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杀了杨喜利。那么，他也能象邓玉娇一样“幸运”吗？

　　显然，不能单纯站在道德角度去谴责、痛斥杨武的行为，也不能单纯站在道德角度去评价、评判此起事件，而应当更多地站在社会角度去分析和思考这一事件。

　　必须看到，此起事件，从表面看，是一名不法分子对一名普通公民的伤害，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实质上，却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和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杨喜利作为一名联防队员，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外，还有当地街道、社区以及公安部门赋予他的公权。虽然这项公权的宗旨是保护社区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到了杨喜利手中，却变成了私权、贪欲和霸道，变成一种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是，面对杨喜利将公权转作私权的行为，当地社区、公安机关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因为对其“无可奈何”就听之任之了。

　　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选什么样的人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明明知道杨喜利是一个危险分子，却长期用他来“维护”社区的治安、“保护”社区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岂不是“以暴制良”、“以暴制善”吗？这样的作派，除了会让社会更加不安全、民众更加没有生命安全保障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何止径背社区一个地方采用“以暴制良”方式呢？又何止只有一个杨喜良“活跃”在执法队伍、执法行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中呢？城管、公安、工商、街道、社区以及政府拆迁、土地征用工作中，类似人员、类似现象、类似问题又何止是一个两个、一起两起呢？殴打小贩、私闯民宅、半夜砸窗、毒蛇逼迁等，哪一个不是“以暴制良”“以暴制善”行为呢？哪个不是公权放纵的结果呢？

　　是的，杨喜良不过是一名临时人员(也只会是这样的结果，对此，公众已经太习惯了)。但是，在老百姓眼里，穿上了制服的“临时人员”，与正式人员有何区别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又与正式人员有何区别呢？所在地区和单位，不是把正式人员应当承担的工作都交给了这些临时人员吗？退一步讲，就算是临时人员，也应当用好人，而不是象杨喜利这样的危险分子呀！

　　可以肯定，杨喜利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那些与杨喜利一样的危险分子和“临时人员”，是否会因为杨喜利此次事件的发生而被清退出执法队伍呢？“以暴制良”的行为是否会从此消失呢？类似事件是否会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呢？实在无法预料。